第七章 后续发展

现在，我的人生进入一个令我非常沮丧且处境艰难的阶段，如果可以选择，就算时间再短，我也不愿这样（但老实讲，这是我不得不面对的）。

我必须承认，一开始接受审讯的事我都不太记得，更别说我被逮捕的情况了，但这很奇怪，因为我还记得自己在进行这件事的时候（不幸的是，所谓“这件事”就是把导致我人生毁灭的所有事情说出来），非常警觉，几乎是很痛苦。我记得自己环顾四周，在我眼里，所有东西的颜色与形状都变得很清晰，色调与轮廓鲜明，整个世界让我有一种压迫感，因为颜色超乎必要地鲜艳刺眼，一切物体看起来是如此奇怪，声音尖锐刺耳。有时我必须把眼镜摘下来，让世界暂时变得稍微模糊温和，不要如此真实而无情。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在警局审讯室等待的情况。那个空间平淡无奇（不管是砖墙、地板，还是表面有一条条丝线般银色线条的铝桌，全是一片沉闷的灰扑扑），但我有一种被压迫感，好像眼前灰色的东西全化为一道道大浪，就快要把我卷进去了。

所以，面对那些针对我的指控、调查、文章，还有后来的审判，我能说什么？卫生研究院让我留职停薪（院方向我保证他们会全力支持我），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与《华尔街日报》也登了一些匿名的研究院人员的说辞，面对这些，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同样让我无话可说的是，政府把还住在我家的孩子都带走了，我也不能与维克多联络，等到我出现在他的宿舍房间（我只想跟他谈一谈，先前他都不回我电话或回信），即便我有权利跟他讲话，却还是会像罪犯一样遭到逮捕。我付了钱，让他有地方住，他却躲在里头笑我，而且当初他能来美国，还不是花我的钱？

上述所有的事情是如此可怕、令人难以忍受，但最糟的不是我发现自己的权利很快被剥夺了（每天都有人背叛我、羞辱我、唾骂我），而是我发现这件事居然都是欧文在背后作怪：某晚维克多打电话给他后，劝维克多直接找警方谈的人就是他，帮忙找律师的是他，后来我没办法帮维克多付大学学费时，出钱的也是他。他是我的双胞胎弟弟，我最忠实的同伴，却选择了支持一个孩子，而不是我。当时我想不通这件事，现在还是想不通。

整件事还有许多细节。维克多先和欧文的男友薛西斯成了朋友（我真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成为朋友的，一个成年男子和男大学生之间的关系难道不可疑吗？），薛西斯再把维克多的指控转述给欧文，并让欧文相信维克多说的句句属实。我会获知这些零星消息（有些对我没有帮助，有些则让我沮丧），是因为少数几个孩子决定相信我这个多年来出钱并养育他们的人，而非维克多。他们的忠诚当然令我高兴，但是人数太少（远比我设想或预期的少），而且有时一想到我该感激他们，他们分内的事居然变成一种义举，我就忍不住义愤填膺。

不过，到最后我怪罪的人并非薛西斯，而是欧文。被提讯后，我与他最后一次对话，我问他：“你到底是谁？”之后，审判程序开始，我们再也不曾交谈。

他不满地说：“那你又是谁？”然后挂断了电话。

那真是我这辈子最糟的日子之一。那天，我在屋里随意翻找东西来砸来摔，也想找个人乱踢乱踹。当时我被软禁在自己家里，讽刺的是，我偶然胡思乱想的事情居然成真了：屋子里没有任何小孩，一片寂静，他们的东西、气味与噪音都不见了，只剩不时会看到的玩具或衣物（例如，被我误认为一块巧克力的骨牌，或是一只边缘脱线、脚跟破掉的袜子），都是州政府人员急着把他们带走时留下来的。几十年来，我家浴室的排水孔第一次不会被孩子的头发塞住，窗户玻璃也不会留下油腻的小孩手印。我总觉得我家隐约之间总是在震动，好像屋子下方岩盘深处有一列幽灵列车在绕圈圈。孩子们走了之后，我才发现之所以有那种感觉，是因为有太多人住在同一个地方，不管是吉他声接上扩音器的喇叭声，从上层床铺跳到只铺薄薄一层地毯的地板的撞击声，还是男孩们早上走到洗手间的打闹推挤声，都会让我感受到那种震动。我心想，可怜的房子啊！偶尔我发现自己会轻轻拍打屋内的白色门框，像在拍马的鼻子，动作又轻又慢，希望能发挥安抚的作用。

在那些日子里，我深信自己不会有事。我当然不认为自己坐牢的概率很高。因为我的孩子们都还活得好好的，这不就证明了我没有对他们做不该做的事？后来，审判期间，律师们曾向陪审团出示一张家庭合照，其中几个年纪较小的孩子的脸被刻意弄糊，即便如此，还是看得出他们穿着得体，身后的草坪一片鲜绿，在草坪的对比下，他们的皮肤像光滑的黑檀木充满光泽。其中一个脸被遮住的孩子，我想应该是年纪很小的女孩葛蕾丝，她拿着一根棒冰，张开手臂，显然很高兴，棒冰的汁液往下流，在她的手腕内侧留下鲜红色痕迹。我真希望领养每个小孩时，都把他们的状况记录下来，当年他们都像狗一样枯瘦，皮肤有如砾石般灰白，从没想过自己能摆出那么无忧无虑的姿势，也不知道自己会任由一支棒冰融化，因为冰箱里总有更多棒冰可以拿出来吃。我常常想起维克多和他那特别悲惨的状况，夜里每当我睡不着，听着电冰箱压缩机念经般的嗡嗡鸣响时，我总是想：如果我不多管闲事，转身离开那个男人，直接上飞机，让维克多留在岛上继续那可悲的生活，我的人生不知道会怎样？

结果，我当然失算了。我以为我的宽宏大量一定能引起世人的共鸣，但是那些作为终究不具意义——至少在面对那些指控时，我的诺贝尔奖简直像保龄球赛赢得的塑料奖杯，没有太大意义。

我和欧文见了最后一面。那一天，维克多出庭证实检方对我的种种指控。当时法庭里鸦雀无声，我看着他走上证人席，即使身陷那样的处境，我还是隐约感到一种近似骄傲的情绪：这个精瘦俊美的男孩是谁？他穿着一套我没看过的西装，后来我想到那一定是欧文买给他的。他坐在座位上时，我可以看到他左手腕戴着我送他的手表。片刻间，我认为那或许是个征兆：照理说，他不会不假思索就把手表戴上？感受到手表的重量，他难道不会想到我，不会想到自己的作为对我有什么影响吗？

维克多的表现的确好极了。他讲话时，答案简洁明白，声音低沉，眼睛也一直看着检察官，看得出来我把他养得很好。曾经他跟一只畜生没两样，但是我把他社会化了，我教会他正确的行为举止，也帮他培养能把我毁掉的一切能力。退席后，他朝我看过来，笑了一下，那甜美的微笑露出了昂贵的牙齿，当我还在思考他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发现他不是在看我，而是看着后面。转身一看，我才发现他对我身后几米外旁听席里的欧文微笑。身边坐着薛西斯的欧文也笑着回应他，看起来像个白痴或共谋者，然后他的眼光飘到我身上。在他还来不及反应、变成怒目而视的表情前，我看到了他的微笑，我过去的愉悦映照在他脸上，仿佛可以看到以前我有多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