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94章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听到雍王殿下这么说,裴守真先是愣了一愣,然后才又垂首说道:“卑职违抗行台令式,潜留皇城之内,并悍进惊扰殿下,罪证确凿……”

“不够,这还不够。”

李潼冷笑一声,转望向李元素说道:“李尚书,告诉他,他所承认几桩罪过,于行台典刑之内当受何惩处。”

李元素这会儿也有些搞不清楚殿下究竟意欲何为,听到这问题,先是略作迟疑,然后才开口回答道:“行台典刑所设,不唯以杀立威。裴丞所犯诸禁,前无窥取行台机密之事,后无藏奸行刺之谋,度其罪迹轻重,施以长短徒役,并不可输钱代刑。”

行台执法虽有严厉的一面,但除了最开始雍王新入关内、需以杀立威,随着关内局势逐渐稳定下来,除了十恶之罪,也并不杀刑滥施。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行台法律就没有震慑人心之效,虽然杀刑慎施,但各种徒役之刑也能让人闻风色变。行台如今所控疆领,远及西域,阔达瀚海,一旦发送边疆苦寒之地,那滋味不比当时身死好上多少。

听到这两人对答,裴守真脸色又是一苦,闷头沉吟片刻,才又开口说道:“卑职不知行台负大用艰,妄以风言强谏殿下,所论悖情失实,心迹违于道义,论罪实大。”

“你本不是行台员佐,自然不知行台用事全貌。况且因言杀人,仁者不为,因你一命,损我清声,亦无足彰显行台之公正严明。”

李潼闻言后又摆摆手,表示这个理由也不充足,但仍不肯放过裴守真,只是沉声道:“继续想,继续说!”

听到雍王殿下继续逼问,裴守真一时间真是满怀苦涩。他自负于道义,涉险强谒雍王,且言辞多失恭谨,此事众眼有见,自知是把雍王得罪深了。

特别在眼见到行台前后用事所费之巨、所功之大,可以说唐家社稷如今境内无刀兵之扰,俱仰行台功事。朝廷不体恤行台所任边事繁重,只是一味催讨钱粮,老实说朝廷这一做法,就连裴守真都觉得有失气量、有失公允。

如今陕西之境几成方外之邦,责任并不全在于雍王恃功跋扈,更在于朝廷本身失于渊博。说句不好听的,就算朝廷取缔了行台、解决了雍王,陕西诸境若得善治,周边贼寇若得慑服,当今世道朝野内外,有几人可以夸言能代替雍王负此大任?凡所耗用,可能还要更甚于此前。

裴守真之所以甘心求死,一则在于自知自己这番行为之冒犯把雍王得罪狠了。二则也是心存一份惭愧,他此前那种态度,多多少少是觉得雍王权高势大、不臣之心昭然,挟陕西之境抗拒皇命,欲于关西之境另设典章,这自然是王臣所不容。

但事实是雍王拥此一境为西面壁防,整个陕西之地人力物力已经使用近于极致,朝廷承于此惠得于从容事外,却还一味的催讨索取,乃至于隐隐将雍王、将行台目为虎狼之敌。

陕西当然不是方外邦国,然而在人心狭计之下,已经有了敌我的判断。这一事实让裴守真所奉持的道义产生动摇,乃至于坍塌,朝廷对雍王尚可勒之以宗法、催之以皇命,可如果雍王真的倒下了,这些故技难道也能慑服诸敌?

这种信念的动摇、心态的转变,是出于裴守真自己的良知,但同时又有悖于他过往的道义,让他心生惊惧。此际求死,也真不是夸称忠烈的谋生之计。

雍王一再逼问该以何罪杀他,确有几分诛心之问的味道。裴守真几番作答,仍是怯于将内心最真实的感受表露出来,但雍王没有被他敷衍过去,仍是继续追问。

默然半晌后,裴守真终于长叹一声,深伏于地,涩声答道:“殿下此前训言,守真甘愿领罪,今日所为,确是贪慕贼节,沽求假誉。”

“此番皇命使用入京,未曾深查事情根本,只是困于舆情俗计,皇命之外,俱为不法。潜行留台,妄以壮烈自任,厉态求节,更是诬指殿下构害社稷,欲捐身以警众。人情以论,此为以疏间亲,使殿下与圣人两不相容。大体以论,指功为贼,毁我社稷柱石,诚是大奸!”

裴守真讲到这里,眼眶中已有泪光闪烁:“卑职腆以皇命自诩,世食唐禄,在朝不能匡大国计,使皇恩不能极尽包容、不偏不倚。外事不能洞见州县之困,著奏于上。唯是妒于殿下功高权重,以毁谤国器、夸张离奇为功。但有一二正念于怀,自当下问长安百姓何以欣乐若斯,但只是偏执邪计、吝于垂问,以我狭念妄作讨伐。”

“凡此诸罪,入死应当。殿下宗家至亲,分陕重臣,行台节钺所设,所杀正是卑职这种偏执贪妄、不以匡正为功、唯以攀诬为能的孽臣!大罪愚心自知,惟乞白纸一幅,留状于此,甘心入刑!”

将心中这份真实感受讲出来,哪怕对裴守真这种自觉垂死之人来说,都是一件极为难堪的事情。他敢于为此事迹,心中自有一份忠烈、道义的信念鼓舞着自己,要让他自我瓦解这一份信念,看清楚心中那一点偏执,并将之剖析出来,无异于是对自我一次彻底的否定。

所以讲完这一番话后,裴守真已经是泪流满面,自有一份悔恨痛悟。

他这一番行为,就是用所谓皇命所使的大义去包藏自己的私心。如今朝廷中弥漫着一股氛围,对陕西道大行台警惕、对雍王警惕,认为行台霸府本就是不合章制的存在,是一个割据关西的毒瘤。认为雍王骄狂难制,身受如此浩荡皇恩,竟还不能对皇命言听计从,不臣之心已是昭然。

这样一种思路所营造出的氛围,自然让一些心存忠烈、恪守道义的臣员从内心里对雍王、对行台有一种反感与敌视,此前的裴守真,正属此列。

在这样的信念鼓舞下,裴守真天然认为雍王截留陕西贡赋,就是为了蓄粮养兵,营造私己的势力,以期有一日悍然东归,以武力问鼎大位。

所以裴守真敢于犯颜强谏,认为自己即便因此身死,不失名臣气节。

然而这样的思路,首先是否定了雍王对大唐社稷实实在在的功勋,其次是夸大了朝廷的博大。

行台的设立本就是朝廷在无力西顾的情况下设立起来,甚至到目前为止,朝廷都没有一个具体的经略边务的计划方阵。

朝士们在行台抵御绝大多数外寇所营造的和平氛围之内,放胆阔言与民休息,将雍王与行台树立成一个穷兵黩武、逐功虐民的反面例子。将雍王所有抗御边敌的行为,都视为其人巩固权势的私计。

裴守真此前也不觉得这思路有什么问题,可是当看到行台真正的机枢秘务时,才深刻了解到陕西道大行台究竟在承担着怎样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