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4章 从租庸调法到租庸调输法（第2/3页）

诸葛芷倒是没有弟弟的学术惊讶，她的惊讶完全集中在了财富上：“什么？二十里宽十里长的湖底，全部都有盐铺着？旁边那圈白沙滩一样的地方也是盐？这得多少盐？

算它只有一尺厚的岩层，一丈见方就是一万多汉斤……吓！二十里长十里宽等于三千丈乘一千多丈，那不得三百万万斤！

按每人每年至少吃八汉斤盐那就是四十万万人吃一年，大汉如今一共还不知道有没有四千万子民呢，岂不是天下人能吃一百年！

右将军！求你让王平赶紧整顿修路啊！把从临羌翻过龙夷隘的路再挖平坦宽敞一点。缺钱粮咱诸葛家出好了，不要别的，路修好了把这个盐湖包给咱一年、该给朝廷缴纳的盐税咱照缴，包湖权就当是折抵修路的钱了，实在不行到时候包半年也成。”

反正只要承包权到手，就疯狂派人来湖底和沙滩上挖沙盐！

可恨这个时代没有挖机，否则诸葛芷肯定让人派一堆大蓝翔来搞定。

李素当然还是大公无私地，不想落下把巨额利益私相授受的把柄，毕竟这里的利益太大了，刘备都不一定肯让李素拿去做私人人情。所以他半开玩笑的说：

“包给你们一阵子是可以的，你和阿亮也算是为国做了那么多事了，子瑜也不是外人。不过包多久得大王说了算。

而且，光修龙夷隘这边怎么够？至少得把青海以北通往张掖删丹县弱水之源的大斗拔谷路也修通了。以后这儿的盐和其他高原上的物资，还能直接卖到张掖，便于跟西域互通有无。”

诸葛芷丝毫不还价：“右将军说的是，这么好的地方，只有一条路出去怎么够，是得多抓我是说多雇一些先零羌人开山劈石修路。”

大伙儿聊了几句，李素看天色已经过午，吩咐大家赶紧上车下山。

诸葛芷原本跟弟弟和黄月英坐一辆车，因为跟李素聊正事儿在兴头上，结果就把诸葛亮拉来李素这车，一起闲聊，把黄月英一个人丢在第二辆篷车上。

诸葛芷这几天本来就想了很多，此刻见了盐湖之利，一些想法豁然开朗，原本下不了决心的改革建议，此刻胆子也大了，也敢毫无保留地建议李素大刀阔斧去干。

诸葛芷说道：“右将军，前些日子你也说了不少民间自建不负盈亏、纯收运费商队体系的难处，我也想了。这次确实是一个契机。

西凉，乃至眼下的湟中、未来的西域，有那么多价值高、也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物资，但就因为没有专业埋头运输的商人参与，官府直营效率又低。

如果朝廷肯给跟外国做生意的远途商人一些背书，让边境的货主也更相信这些专门的运输商队，对于国家朝廷吸取边郡的物资为中枢所用，也是大有裨益的。

目前河西四郡别说是民间商贸的物资了，就是国家征收的税赋，其实要调运到关中，乃至更东方的地区使用，路上损耗都很大。

要是跟桓灵时那样，地方不仅要承担应纳税的物资，还要负责把东西运到长安，额外的支出恐怕又会逼得一部分刚刚归附的百姓日子难过。要是不征调的话，西凉除了为大王提供战马，其他怕是也无法以物力明显帮助朝廷了。”

诸葛芷经过这些天的磨合，说话也更加站在朝廷的立场上劝说李素，说明这事儿确实对于朝廷更好地控制边远地区、提升对边远地区国力的调度动员有好处，而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不过，李素这些天来，跟她互相启发，其实也想明白了一点，原则性的问题肯定不能放松。具体将来要改革，提升大汉朝对边境地区的动员抽取，李素自己有办法。

所以李素说道：“行了，这不是你一个经了几年商就能想明白的。朝廷怎么可能为某些车船商专门信用背书，简直丢了朝廷的体统。

不过，之前对边地的统治，要么是过于羁縻、让他们自生自灭，比如西凉和交州，都是所有大宗物资的税赋都不承担，只进贡马匹或者地方上的高价值珍货宝物，南中也是这样。

大汉朝号称十三州部，真正缴纳钱粮的只有九个半——凉州交州都形同免税，只进贡宝物，南中和荆南、扬州的山越，也是如此，以羁縻进贡代税。这里面的关键，就在于运输的损耗，没有被朝廷明确以法令定下来、折算进税赋里。

我回长安之后，打算结合西巡和下半年去交州南巡的经验，把这些州的运输成本核算出来。到时候把运费折到租庸调制里面。比如当朝廷将来再要问西凉征税时，就可以把粮食和棉布棉花也都纳入纳税物资范围。

如果西凉确实丰收、粮食富足而关中缺粮，那种年份就可以让西凉运粮到关中交割。平原水路运输的价钱是比较透明的，按照每石每十里一个钱算运费，就折到当地每人每年三百钱的丁税里。

比如现在一个人每年缴纳三百钱（或等值纺织品）、两石米（官价六百钱）、服当九百钱的徭役，租庸调相加是一千八百钱一个壮丁。将来要是让酒泉郡运两石粮食走三千里水路到长安，那就等于两石米值六百钱、运费值一千二百钱，跟一个壮丁一年该服的租庸调总和相当，庸和调就可以免了。

实际上酒泉到长安也没那么远，这里是假设。但我们可以按平原陆运折水运十倍算运费、崎岖之地或者山区，根据各郡的路况、此前的徭役耗费，评估一个均价，按照险要难行程度折算为水路运费十五倍到五十倍。这样一来，酒泉到长安假设是五百里平原陆运、一千里水运，也就跟上面的结果一样了。

从此之后，朝廷可以不用专门征发当地的民夫服徭役运输，可以找专门的运输商按这个价格运输。商人之间还可以竞争，谁的运费能比朝廷给出的指导价更低，收朝廷更少运费就这事儿办了，朝廷就会和他们长期合作。”

李素的这套想法，其实已经超越了历史，因为历史上唐朝只到租庸调，后来中晚唐就变成两税法了。而到了宋朝之后，为了解决边军补给问题，给了抄引法，相当于是把运费折算为盐茶酒之类的专卖权抄引，让商人承担为国家提供后勤运输的义务。

但李素现在，却是没有废除租庸调法改两税法、就直接把宋人的“运费标准化计价”单独提出来用了。

所以李素这套制度历史上从没同时出现过，要李素自己定个名字的话，应该叫“租庸调输”法，把“均输”的成本也做成了一个标准化的征税标的，允许地方以运输劳动作为为朝廷纳税服役的体现。

这事儿其实不新鲜，因为大汉朝本来就存在跨地区组织运输的事儿，但原先不是一项法律制度，而是临时性抓壮丁的。这就导致一旦出现临时性抓壮丁的高峰，当地就容易激发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