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碳族事务所

01．

卢文钊在医院的诊疗箱里躺了整整五天。轻度烧伤，外加轻微的脑震荡，不算特别严重。同时受伤住院的400多人中，许多人的烧伤面积超过90%。那五天里，卢文钊一直处在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他怀疑是麻醉剂的效果，但有可能是皮肤再生剂的副作用。

在梦里，卢文钊反复回到爆炸现场，看到泰德慈祥的笑容与绿色的火焰爆起，听到四周惊恐的呼喊，感受到灼人的热浪迎面扑来。而在清醒的时候，卢文钊看到医务人员忙里忙外，听到别的伤员呻吟喘息，感受到被大火烧伤的皮肤在默默地生长。他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思考，思考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思考自己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思考这事会有什么后果。

第五天中午，卢文钊获准离开诊疗箱。主治医生告诉他：“恢复得非常好，再休息几天，注意保养，不会有什么后遗症，也不会有什么疤痕。”卢文钊爬出诊疗箱，先艰难地到厕所撒了一泡尿，又站到镜子前，仔仔细细查看了一下伤情。双手、双臂、脸颊、前胸和膝盖上下，都有面积不等、程度不同的疤痕。但愿医生没有撒谎。现在，最糟糕的是脑袋。大部分头发都被烧掉，为了做手术，护士又来剃了一次，结果平生第一次，卢文钊变成了秃头，和尚一般。

看着镜子里那个糟糕的自己，卢文钊只有苦笑。他向着镜子里那个人做了个鬼脸，那个人回他以鬼脸。

胃忽然抽搐了几下，向他发出了一个信号。饥饿的感觉蓦地充盈了他的全身。躺在诊疗箱里的几天里，他一直没有吃东西，靠注射的营养液过活。饥饿是一种陌生的感觉，他很少体验过，更不要说，这次的饥饿感同时又带来了程度不低的欣喜感：我还会饿，我还活着，我还没有死。

根据室内导航的地图指示，卢文钊找到医院餐厅，点了一份午餐。坐下来准备吃的时候，植入系统提醒他，有一封信，来自泰德·卡钦斯基。卢文钊心中一凛，一边吃饭，一边让植入系统把信投射到视网膜显示器上。

信很长。饭吃完了，信才看了一半。卢文钊坐在原处，坚持把信看完。他的心中五味杂陈，各种感觉难以言表。

02．

卢文钊：

你好！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死了。在垂直农场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就计划好了这一切。

我出生在芝加哥，从小智力超常，醉心于数学，16岁被哈佛大学数学系录取，25岁获得密歇根大学数学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异常出色，荣膺年度最佳论文奖。主持论文答辩的教授称，全地球最多只有12个人能理解、欣赏我的研究。这是我最为骄傲的时刻。博士毕业后，我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系聘为助理教授。如果不是28岁时，我被邀请去参观一家现代化养鸡场，我的一生很可能就在纯粹数学的思辨里平平淡淡地过去了。

当时，一家著名的快餐连锁店受到公众在食品安全方面的质疑。连锁店老板邀请了几位教授去养殖场参观，目的当然是需要专家的意见来平息正汹涌澎湃的负面舆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邀请我这个数学系助理教授，但他邀请了，我也受邀去了。也许是好奇吧。

参观养殖场时，我深深地受了刺激。

我看见那些鸡雏刚刚出生就被赶上了高速公路一般的传送带，它们挨挨挤挤，密密匝匝，全然不知道自己将会面对什么。传送带旁端端正正坐着数十名工人，他们用肉眼判断哪些鸡雏有瑕疵，就用手把它们拎起来，毫无怜悯地扔进另一个通道里——在那里，这些出生才几分钟就被淘汰的小生命会被迅速淹死，然后加工成饲料，用以喂养它们那些没有被淘汰的兄弟姐妹。

我看见那些没有被淘汰的鸡雏继续在传送带上前行，先是打了各种疫苗（“我们必须保证小鸡们不会生病，一旦笼舍里发生瘟疫，我们可损失不起”），然后被另外一批工人分到各自的笼舍。那笼舍分成若干层，一群鸡雏丢进去，密密麻麻，连转身都做不到。当饲料从天而降的时候，鸡雏们争先恐后地奔向饲料槽，那场景，犹如诺曼底登陆战。

我看见稍大的鸡会被转移到更大的笼舍里，有些特殊品种的鸡甚至奢侈地拥有单家独院，然而依然很小。它们的脚爪因为缺少运动而变得无比的长。带我们参观的人抓了一只鸡放到地上，长长的脚爪让它无法站稳，只能笨拙地扑打翅膀，试图稳住身形，最后只好匍匐在原地，任由工人将它抓回笼子。它们的一辈子都将这样在笼舍里度过（“只需要42天，就可以出笼，送去屠宰场宰杀了。这是它们第一次离开养殖场，第一次坐车，第一次见到阳光。当然，也会是最后一次”）。

我觉得恶心。

这一切让我想到了我们自己。

在现代科技的包围下，我们不就像那些鸡，被无情地挑选，被精心地饲养，最后被系统地屠杀吗？

我恶心到呕吐，吐了个胃底朝天，以至于没有能够去参观屠宰场。

此后，我陷入了极端的精神危机中。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认识到：工业革命对于人类而言不是一场胜利，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个人自由受制于社会，而任何社会都追求不同程度的秩序。工业革命导致科技体系的增长，进而催生出一种压抑个人自由并且破坏大自然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秩序。这种社会体系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存在的。相反，是人必须修正自身的行为，去适应体系的需要。简单地说，科技让社会更加强大，而社会越强大，个人的自由就越少。有人认为，科技给予人自由，这完全是一种错觉。科技与个人的自由之间有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

我强烈地认识到：这个科学技术将和这个浮士德式的文明一起消亡，有一天它将分崩离析，并被遗忘——那时，我们的铁路、飞机和火箭将和古罗马的道路、中国的长城一样毫无生机，我们的巨大城市和摩天大楼将变成废墟，正如古老的孟菲斯和巴比伦。

我对现代文明生活厌恶至极，对人生极其绝望。痛苦之大，令我不惜一死。不惜一死，赋予我灵感：人人畏惧死亡，而我连死亡都无所畏惧，那还有什么可怕的？我应该自由自在地做任何事。这场精神危机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从此我得到了自由和勇气。

最开始，我并没有血腥的规划，只想回归自然，豹隐山野，自给自足，做个自在闲人。我在蒙大拿州的荒野搭建了一个12平方米的小木屋，无水无电，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过上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所描述的生活是我当时唯一也是最高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