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脑电波受害者（第2/4页）
我父母都是大学老师，“文革”中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进了牛棚，20世纪60年代末又被下放到父亲的老家山西农村，连户口都注销了。幸好我那时已经读高一，能够一个人生活了。
1970年，我高中毕业，在城里待不下去了，当兵也无门。作为一个资深“狗崽子”，插队当知青是唯一出路。我选择了去内蒙古。说实话，我心里并不悲哀，甚至有些窃喜。一是因为在北京饱受歧视，也没什么意思；二是我插队的是生产建设兵团，有个“兵”字，好歹是个半军事化单位，也许能实现我跃马提枪的理想。
就这样，我和四千多名北京学生一道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成为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五十三团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贺斯格乌拉牧场的一名羊倌。
同来的很多同学都悄悄抹泪，而我最初的日子却是快乐的，因为学会了骑马。我骑在那匹高大威武的枣红马身上，手持套马杆，把自己想象成骑在赤兔上的三国吕布。我有时突入羊群之中，将套马杆乱舞一气，眼前幻化出“三英战吕布”的场面。跟《三国演义》中的描写不同，我这个吕布总是大胜而归。
有时，我还会骑在我的赤兔身上，用套马杆将羊群分成两队，教它们行兵布阵，驱赶一群羊向另一群羊进攻。我有时高兴得哈哈大笑，有时也为羊们不懂兵法，不听指挥，而只是四处乱窜，咩咩乱叫而气恼。很多同学不适应大草原上的孤独，于我而言，却是求之不得。羊们不会歧视我，也没有人发现我的胡闹。
来内蒙古没多久，我认识了乌仁哈沁。她是一个牧主的女儿，同样处于被孤立的状态，所以说我们的交往有一种同病相怜的因素。乌仁哈沁健康、丰满，骑在马上飒爽英姿，有着完全不同于汉族女子的风韵。我一有机会就去找她，陪她放牧，就这样慢慢亲密起来。乌仁哈沁，在蒙语里是鸳鸯的意思，我们也真像一对鸳鸯，一有机会就待在一起。我俩躲在蒙古包后面亲吻，在一望无际、了无人烟的草地上拥抱、打滚，在水汽升腾的地上疯狂做爱，把大簇大簇人一般高的鲜花压得七零八落，许下非汝不娶、非君不嫁的盟誓。
乌仁哈沁说喜欢我的知书识礼。躺在草原上，我给她讲蒙古族和汉族的历史故事，读书给她听。我从北京带来了一只单簧管，也时常吹给她听。我最喜欢吹的一首歌是斯蒂芬·柯林斯的《故乡的亲人》。
沿着那亲爱的斯瓦尼河畔，千里迢迢，在那里有我故乡的亲人，我终日在想念……
我高中时物理成绩很好，动手能力也不错。利用赶集的日子，我到公社和东乌旗买齐了东西，自己装了一部晶体管收音机。我时常带着收音机去找乌仁哈沁，和她一起听各种电台播放的歌曲，也听新闻——苏联和蒙古国的汉语节目，也有中国台湾的广播。我告诉乌仁哈沁，林彪背叛毛主席，出逃苏联，在温都尔汗摔死了，那地方离我们五十三团并不远，只有几百千米。乌仁哈沁吓得瑟瑟发抖，用手捂住了我的嘴，我却仰天大笑，豪气冲天。
有一天，我被告发了，罪名是收听敌台，恶毒攻击林副统帅——那时，林彪飞机坠毁的事国内还没有公布，大家都以为他依然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于是，收音机被缴获，我也受到了严厉的处罚，被关在连部的小黑屋里半个月才被放出来。但是，我并不在意，因为我有乌仁哈沁，有她给我送饭。我甚至没有想过，是谁去告的密。那时的我，就是那样没心没肺，睥睨生活中的艰难和危险，只沉浸在乌仁哈沁带给我的爱情和肉体欢娱中。
这段快乐时光的结束，起于我接到的一封电报。电报说我的母亲在山西乡下去世，父亲也病得厉害，希望能见我一面。我把这件事告诉乌仁哈沁，她抓着我的手哭了，说害怕我去了再也不回来。我说，因为有她在我一定会回来，更何况天下虽大，草原之外哪里还有我的容身处？
劝通了乌仁哈沁，我拿着电报去找连队指导员请假，却被拒绝了，因为我依然是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属于被管制的对象，只有劳动改造的义务而没有探亲的权利。
我熟读《孙膑兵法》，知道孙膑靠装疯而躲避庞涓迫害的故事，决定效仿他。于是我开始装疯，吃牛屎给人看。我没有告诉乌仁哈沁实情，以保守秘密。为了演得更逼真，我把乌仁哈沁家的蒙古包砍坏，甚至不顾她的眼泪，用拳头击打她。装疯装得最厉害的一次，我拿着斧头在连队追杀指导员。他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那是1971年的夏天，连指导员穿着一件白衬衣，他跑的时候，没扣纽扣的衬衫被风吹起，我看准了，一斧头劈下去，将衬衣的背部从背心处到下摆划为两截。
我因疯狂报复革命干部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老账、新账一起算，关进了东乌旗的监狱。这一次，我是真的害怕了，在监狱被打得豪气全无，只想活着出去，好到母亲的坟上祭拜，去见父亲一面。乌仁哈沁也没再给我送饭，甚至连面也没有露。
在恐惧之中，我开始回想：收音机的事是谁告的密？我一个人住一间小土坯房，平时也没有别的知青来串门，要是有人告发我，最有可能的就是乌仁哈沁。
我想她，也恨她。随着在监狱里一天天关下去，仇恨超过了思念。
我再一次疯了，这一次不是装的，是真疯。整日里在牢房里号叫，像孙膑那样，把屎往自己的嘴巴里送。疯的时候，还少一些痛苦，清醒过来，我便陷入了无边的恐惧之中，总觉得有人要告密、要害我。
我脑子里有那么多反动思想：思念自己的反动父母，这是划不清界限；想找出把母亲害死的凶手（如果有的话），这是疯狂反扑；迷恋和乌仁哈沁在草原上打滚的日子，这是生活腐化堕落；我甚至想到霍去病封狼居胥的地方看一看，到苏武牧羊的地方看一看，这是个人英雄主义，更是里通外国——那两个地方现在分别在蒙古国和苏联；在难以忍受的时候，我真的想到过跨越边境线，跑到蒙古国和苏联去。
他们想害我！
是的，每个人都想害我，连里的、团里的、师里的人，还有乌仁哈沁！
他们用仪器探测我的大脑，搜寻我的脑电波，要找出我的反动思想！然后再枪毙我，置我于死地！
过了两年多，我被放出来了。林副主席叛国的事已众所周知，连指导员也因为奸污女知青被判了刑，我的罪名不成立了。我依然回到草原上，当一名羊倌。
我害怕见到乌仁哈沁，害怕她再次告密，又暗自希望见到她，但是她并没有再出现。我害怕所有的人，怕他们告密，因此不跟任何人接触。我也害怕羊群告密，时常会用套马杆痛打它们。害怕我的赤兔马告密，我用套马杆套住它的头，四面八方乱拽，威胁它：要是再敢当告密者，我就这样勒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