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星播种（第4/12页）

“也许算不上崇拜，但我佩服她。”

我干笑着：“现在我知道这笔遗产的内容了，是一笔数目惊人的负遗产。继承人要用自己的财产去维持生命熔炉的运转，维持到哪一年——天知道。不仅如此，他还要为这些金属生命寻找放生之地，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么做，至少需要数百亿元资金，需要一二百年的时间。谁若甘愿接受这样的遗产，别人一定会认为他也疯了。”

何律师微笑着，简单地重复着：“世界需要几个疯子。”

“那好，现在请你忘记自己的律师身份，你，我的一个朋友，说说，我该接受这笔财产吗？”

何律师笑了：“我的态度你当然知道。”

“为什么该接受？对我有什么益处？”

“它使你得到一个万年一遇的机会，可以干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你将成为水星生命的始祖之一，它们会永远铭记你。”

我苦笑道：“要让水星生命进化到会感激我，至少得一亿年吧，这个投资回收期也太长啦。”

何律师笑而不答。

“而且，还不光是金钱的问题。要到水星上放养生命——地球人能接受吗？毕竟这对地球人毫无益处，说不定还会给地球人类增加一个竞争对手呢。”

“我相信你，相信沙女士的眼力，所有困难你都有能力、有毅力去克服。”

我像是蝎蜇似的叫起来：“我去克服？你已坐定我会接受这笔遗产？”

那个狡猾的律师拍拍我的肩：“你会的，你已经在考虑今后的工作啦。我可以宣读遗嘱了吧，或者，你和夫人再商量一次？”

6天后，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正式仪式，我和妻子签字接受了这笔遗产。

我为这个决定熬煎了6天，心神不宁，长吁短叹。我告诉自己，只有疯子才会自愿套上这副枷锁，但海妖的歌声一直在诱惑我，即使塞上耳朵也不行。40亿年前，地球海洋中诞生了第一个能自我复制的蛋白质微胞，那是个粗糙的、微不足道的东西。如果真有上帝，恐怕他也料不到，这种小玩意儿会进化出地球生命的绚烂吧。现在，由于偶然的机缘，一种新型生命投到我的翼下。它是一位女上帝创造的，它能否在水星发扬光大，取决于我的一念之差。这个责任太重了，我不敢轻言接受，也不敢轻言放弃。即使我甘愿作这样的牺牲，还有妻儿呢？我没有权力把他们拖入终生的苦役中。妻子对此一直含笑不语，直到某天晚上，她轻描淡写地说：

“既然你割舍不下，接受它不就得了。”

她说得十分轻松，就像是决定上街买两毛钱白菜。我瞪着妻子：“接下它——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咱俩一生的苦役。不过，如果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和兴趣去生活，活一辈子又有什么意义？我知道，如果你这会儿放弃它，老来你一定会后悔的，你会为此在良心上熬煎一生。行了，接受它吧。”

那会儿我望着妻子明朗的笑容，泪水潸然而下。

现在妻子仍保持着明朗的笑容，陪我接受了沙姑姑的遗产。何律师今天很严肃，目光充满苍凉。我戏谑地想，这只老狐狸步步设伏，总算把我骗入毂中，现在大概良心发现了吧。沙午实验室的两名工作人员欣喜地立在何律师身后。屋里还有一个不露面的参加人，就是沙午女士，她正待在那座生命熔炉的上方，透过因高温而颤抖的空气，透过厚厚的墙壁在看着我们，我想她的目光中一定充满欣慰。我特意请来的记者朋友马万壮则是咬牙切齿：

“疯了！全疯了！”他一直低声骂着，“一个去世的女疯子，一对年轻的疯夫妻，还有一个装疯的老律师。义哲，田娅，你们很快会后悔的！”

我宽容地笑着，没有理他。不管怎样反对，他还是遵照我的意见把这则消息捅到新闻媒体中去。我想，行这件事，既需要社会的许可，也需要社会的支持。那么，就让这个计划尽早去面对社会吧。

老马把那篇报道捅出去之后，我立即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他兴高采烈地说：

“我见到报道了！金属生命，水星放生，一定是愚人节的玩笑吧。”

我说：“不，不是。实际上，那篇报道原来确实打算在4月1日出台，但我忽然悟出4月1日是西方愚人节，于是通知报纸向后推迟4天。”

“正好推迟到4月5号啦，清明节，那这篇报道一定是鬼话喽！”

我苦笑道，慢慢放下话机。

此后舆论的态度慢慢认真起来，当然大多数是反对派。异想天开！地球人类的事还没办完呢，倒去放养什么水星生命！也有人宽容一些，说只要不妨碍人类的利益，人人都可干自己想干的事，只要不花纳税人的钱。

在这些争论中，我沉下心来全力投入实验室的接收工作。我以商人的精打细算，最大限度地压缩实验室的开支。算一算，我的家产能够维持它运转30年。这种生命很顽强，高温能耐到1000℃以下，低温则可耐受到绝对零度。在温度低于320℃时，它们会进入休眠。所以，即使因经费枯窘而暂时熄灭熔炉也没什么关系，只是暂时中断这种生命的进化。

不过，我不会让生命熔炉在我手里熄灭的。我不会辜负沙姑姑的厚望。

晚上，我和妻子常常来到生命熔炉，看那暗红涌动的金属液。或者把图像调出来，看那些蠕动的小生命。这是一些简单的粗糙的生命，但无论如何，它们已超越物质的范畴。1亿年之后，10亿年之后，它们进化到什么样子，谁能预料到呢？看着它们，我和妻子都找到一种感觉，即妻子腹中刚刚诞生一个小生命时的感觉。

老马很够朋友，为我促成一次电视辩论。“或者你说服社会，或者让社会说服你吧。”

我、妻子和何律师坐在演播厅内，面对中央电视台的摄像镜头，聚光灯烤得脸上沁出细汗。演播台另一边坐着七位专家，他们实际是这场道德法庭的法官，不过他们依据的不是刑法，而是生物伦理学的教义。台前是一百多名听众，多数是大学生。

主持人耿越笑着说：“节目开始前，首先我向大家致歉，这次辩论本来应放在水星上进行的，不过电视台付不起诸位到水星的旅费。再说，如果不配置空调，那儿的天气太热了一点。”

听众会心地笑了。

“‘水星放生’这件事已是妇孺皆知，我就不再介绍背景资料了。现在，请听众踊跃提问，陈义哲先生将做出回答。”

一位年轻听众抢着问：“陈先生，放养这种水星生命——这样做对人类有益处吗？”

我平静地说：“目前没有，我想在一亿年内也不一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