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6章 趣味相投的新友

与三哥难得的闲情逸志对比, 珍卿比前阵子还忙一些。除了兼顾学业和临摹大业,还在做散失文物图书的资料目录。有暇还读前辈译的中外经典,时常琢磨自己的翻译事业, 是主打中译外还是外译中,或者继续古典诗词的外译工作。

想多少中外的大家学者, 成名前著作累累, 成名后却建树寥寥, 除了社交应酬虚耗了光阴, 也是抓不住事业的重点, 常常这人请那人托的,做学问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结果到最后样样稀疏平常。珍卿很怕步了前人覆辙, 早将事业定位在文学、翻译、绘画三方面,不打算向别的方面过多旁骛。可是这三个领域事务已经很庞杂。

珍卿大量阅读前辈译作后,审慎地决定先做外译中, 就先译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集》。珍卿如今做事多取务实态度, 选择莫泊桑作品也是为此。莫泊桑的现实主义风格, 令他对腐朽社会的批判撼动人心,对中国的年轻人更有教育启迪意义, 而珍卿准备在作品本身的批判性中, 注入她的翻译理论先天带来的美感。

她先按部就班通读《短篇小说集》,驾轻就熟地开始新的文字翻译游戏。忽然一天, 看到国内报刊又出奇谈怪论, 又抽空在报纸上跟人打嘴仗了。

海内外总有些数典忘祖之辈, 不遗余力地菲薄自己祖宗的文化, 跟食古不化的遗老遗少一样讨厌。先前国内有一个叫孟鹤吟的所谓崇洋爱国派, 发表系列文章说中国若欲自救, 应当潜心做由上至下全盘西化的工作。此人认为中国的科技、产业、交通、教育、医疗等,都应该像东洋人那样通盘西化,因中国的文化制度太低效腐败……

孟鹤吟的文章引出不少同道中人,纷纷跳出来鼓吹全盘西化。比如他们对中医中药的否定。其实,清末就有留学东洋的半吊子,以西医理论全盘否定中医中药,这在国内早是老生常谈,叫人见怪不怪。令人瞠目的是,有些食洋不化的疯狂奇葩,竟想废除中国的饮食服裳,还说连丧葬礼仪都该学习西方。一个笔名叫“创世纪”的狂人,竟敢在报上大放厥词,说叫全体中国人都用刀叉吃饭,说四四万人用两根木棍吃饭,西方的原始人看了都会觉滑稽可笑。

珍卿对当今的奇葩怪谈,早就见怪不怪不大动气,她也习惯以日常文字为武器,不停批驳那些奇葩的怪论,以正中国社会普通民众之视听,这回针对全盘西化的论调,写了一篇《论反对全盘西化》。

珍卿先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讲述原生文化对族群的重要性。何为文化?它是人类对自然环境加工后产生,根本目的在于服务人的生活。社会学这个新生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具体科学。社会学无论从哪个学科的角度研究文化,都脱不开研究文化的社会功能。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才是宗旨,若旧的文化影响这个宗旨,革除积弊才是应有之义;若新的文化妨害这个宗旨,也根本不必师法学习它。古今中外的文化是否值得保留和师法,也要以文化的社会功能定标准……

珍卿以西洋学界名人的论断,还有她探索经史、文艺的感悟,立论说中国文化不弱于西方文化。譬如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世俗文化,使中国神权始终不能压服皇权,从儒家孔子开始“不语怪力乱神”,中国开始数千年的世俗化进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当中国各方面达到世界顶端,频繁的宗教战争造成的黑暗时代,还让西方人长期处在蒙昧之中。还有中国兼表音形意的汉字,也给中国历代的文学艺术形式,加入了层次丰满的审美元素……

珍卿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现代化和科技化方面,师法西方是没有错处的,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要素,已经跟中国人的政治、民生各端融为一体,胡乱西化指定让中国全都乱套……

珍卿的文章反响自然不错,国内外的文人学者纷纷发文,把这个议题吵得很热。浑沌的崇洋西化派驳她的文章,发出来的多是站不住脚的奇谈怪论,徒给有识之士增加笑柄。而声援珍卿论点的有识之士,就比那些混沌崇洋派高明得多,不必细述。不少人通过报社向易先生写信,期间珍卿又结识数位学养深顾的海外同胞,跟一位修历史古文的宋庭哉博士,笔谈得风生水起,颇有倾盖如故之感。

宋先生说看到《论反对全盘西论》,忍不住对易先生高论拍案叫绝,拍得指头疼了有三天。宋先生在信中跟珍卿推心置腹,说得都是肺腑之言,前清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尚有道理,只不过,为体的“中学”还须经过一番改造,改造文化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程,一两代人根本做不好,短智者动辄高呼西化立竿见影,诚然可笑。同时,宋先生说念书时就已经有觉悟,科技化和现代化,乃系当今不可逆的世界潮流,师法西方从这两方面着手即可,中国的其他文化远比西方强得多,全盘西化大可不必。

珍卿跟宋庭哉先生通信后,晓得他是平京大学的史学博士,近期正好在巴黎大学讲学,说对易先生作品一直留心,时常渴盼与易先生面晤深谈,是故不揣冒昧想跟珍卿见面。

珍卿对笔友奔现稍感犹疑,一直没有明确回复他。某一天,在国家图书馆结识的小友毛鉴,问珍卿认不认得宋庭哉先生,两下一对,才知毛鉴同学竟是宋先生高徒。现实中有了连接点,珍卿觉得笔友奔现也不妨。

交际之事珍卿不瞒着三哥,不想三哥一听是宋庭哉先生,还诧异珍卿怎么认得他的,三哥晓得他是平京声名在外的史学博士,同时研究古文字、古史、古籍。珍卿留美的第二年,三哥去平京看望杜教授,曾偶然见过此人一面,虽然私下没有交情,说来也不算全然的生客,还让珍卿安心把他请到家里。

三哥没意见,珍卿就把宋庭哉先生请来家里,这宋庭哉先生典型的文人模样,穿着洋装皮鞋也显得文质彬彬。三哥就叫珍卿跟宋先生随意谈谈,他则忙着催督午饭、照看茶点,中途还打电话叫四姐来吃午饭。不忙这些琐碎的时候,就像个安静的美男子坐在一旁,听珍卿跟宋先生纵论古今之事。

宋先生性格一如他的外表,为怕易先生觉得他招摇撞骗,特意把他收集的三代(夏商周》重器资料,还有他近期著述的《殷商铜器》《西周青铜器》给珍卿看,珍卿读后大开眼界、获益匪浅。

他们两人从历史谈到文艺,从文艺谈到神话,从神话谈到不同民族的精神,谈到中华民族精神的赓续。后来谈得实在兴起,珍卿把她做的散失文物图书的资料目录,破天荒跟相识未久的外人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