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9章、皇帝的同党

皇帝的思想工作还在做,大察正如火如荼。

对大明商人来说,已经过了七八年好日子。

从嘉靖十二年万寿圣节陛下召见天下商行代表之后,对商人就一直是利好。

更大的边贸规模,更高的商人地位,更兴盛的国内市场。

但谁知,这次官员大察,竟会牵连到商人?

风暴最先刮向山西,晋商们如坐针毡。

“莫不是朝廷想赖了那十年期的国债?”

王崇古的伯父王现如是说。

他现在最显得焦急,对着自己的弟弟和侄子摊着手:“虽然只有都察院能访查三品以上,可如今,已经有不少四五品被传到都察司和提刑司过了!学甫,徐参政到底怎么说的?”

“徐参政……”王崇古现在也眉头紧锁,“恐怕满朝上下,谁也没料到陛下竟要因此事大察百官,尤其是工商事。蒲津桥,毕竟没有酿成大祸。”

“……悔不当初!悔不当初!”王现拍着腿,坐下去又站起来,“若仍旧只是做着盐、粮、羊马买卖,没去沾铁,岂会牵连到这大祸里?”

说罢看了一眼王崇古父子:把这桩好生意让予自己这一支去做,他们父子俩是不是早就想着可能有隐忧?

王现可没有一个像王崇古这么聪明的儿子。

从第一次御驾北征、唐顺之负责发卖特别国债开始,晋商是大明第一批尝到甜头的商人。

后来边贸、海贸的许可,乃至于河套、宣宁边区设立后依托大同兴起的怀来、蒲州两大工厂园,都让晋商吃足了甜头。

其中更有一样,就是在蒲州这里为重修蒲津桥而设的大小铁厂。

既有宝金局的厂,更有得到许可的民间小铁厂。

王家自然有这个许可,但却放在大房王现这边。而王崇古的父亲王瑶这一支,仍旧只做着昔年间的老生意。

得铁厂之便,得大明已经允铁锅等外卖的政策,另外又拥有边贸海贸许可,王现这些年赚得盆满钵满。

现在祸事来了。

王现又在王崇古面前站定:“学甫!你还是要去蒲州一趟!万一有人访查到我这里来,我说是不说?该怎么说?徐参政那边……”

“伯父!”王崇古见他没继续说下去,开了口安抚,“蒲津桥之事并没有大祸,足见徐参政督造甚严。如今博研院到了蒲州重新勘验,徐参政公务繁忙。若事情危急,他老人家岂会不遣人回太原先叮嘱一二?此时,宜静不宜动!徐参政乃严国老门生,朝廷行新钱,立信为上,又岂会借此生事赖掉什么国债?”

“可……”

“大哥。”王瑶也开了口,“你那铁厂,只要供的铁没问题,怕什么?”

“铁自然是不敢怠慢的!”王现满口说道,“供蒲津桥所需的铁,又不能用来造办卖出去的铁器,本就是分炉冶炼。可这回出事的是桥墩铁舟,这舟船包铁,有一些是四妹那边张家做的,铁也是从我们王家拿的……”

王崇古的心头蒙着一层阴影,沉默不语。

徐阶在御书房呆过,早就知道博研院研究过多种多样的新东西。那种能跨大江大河的桥梁,就是一类研究方向。而天下黄河第一桥,既然唐时就能在此兴建,在它的基础上再改进一下,也就是可以具体研究的明确项目。

只是耗资不算少,一直不曾真正实行。

直到徐阶到了山西,京广直道的修建也快接近尾声了,大明的铁产量已经有了大量富余的隐忧,徐阶才奏请开始办这件事。

尽管早有前期研究,但改建这蒲津桥的工程也实在是快了点。

王崇古现在深深担忧由于工程进展太快,其中的内情不少。

若是真因此案牵连到了王家,他的会试可就前程难料了。

现在王崇古低声说了一句:“卖到外藩的铁,有不少实则是什么去路,大家心里都清楚。张家在西宁的生意不小,他们会不会……”

王现打了个哆嗦,仿佛一顶“资敌”的罪枷已经压到了他肩上。

“我给张家的,都是造桥所需的好铁!”

王现言之凿凿,王崇古却无可奈何:“只能等等看了。此时着急忙慌,反倒平白惹人生疑。”

此时此刻,王崇古尤其感觉到行商富家的脆弱。

一有情况,便被动不已。

他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不论如何,王家必须要有人进入官场,列身重臣之位!

……

此时的徐阶,知道现在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博研院的博士们到了蒲州,他们不会牵涉到问责,但他们勘验的结果,就会决定这件事下一步如何发展。

对徐阶来说,内部他已经彻查过一遍。

但他知道,就算自己之前再怎么着紧工程质量,底下毕竟有大小经办的官员。

而承建这蒲津新桥的建设局,徐阶也并不能直接去管理。

他更不可能在之前建造期间、后来通行期间一直蹲在这里。

所以说,有没有问题,徐阶心里是没底的。

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有问题,他就有责任。

现在徐阶也拿不出好办法,只能在全力配合之余,又把来勘验的这些人招呼好。

与此同时,他自然要给严嵩写信。

不仅仅是严嵩。在御书房做首席的几年,凭借这个特殊的位置,徐阶在朝中也不是没有其他能请托一二的重臣。

字里行间,都是委婉地表示督造已经殚精竭虑,委婉地探问大察工商剑指什么。

和山西一样,这大察风波的另一个聚集地就是总理河道衙门。

唐枢的心情很沉重,他就认为这是朝中有人不满刘天和。劳民伤财的几件大事,工程量都极大,都极容易找到漏洞。

可这些事有多难做,陛下心里难道不清楚吗?

当年御驾南巡,旧任总河的龚弘在皇帝面前直言治河之难。难的从来不是治河工程本身,而是治河工程持续时间里的人心。上下官僚居中谋利的私心,朝廷同僚借此争权的私心……

既然当年陛下已经懂得了,为什么现在非要大察工商?

如果有人想动刘天和,陛下难道不想保了吗?

英国公说帮着出出力,会不会还出头?

唐枢左思右想,最后鼓起勇气给皇帝上疏。

这大察,至少在总理河道衙门,不能大行其事!

相比徐阶和唐枢,如今对于大察压力感觉最大的,却是皇明资产局。

若论官商乱象,哪里比皇明资产局下诸企业更多?

他们本身就既是官,又是商。

而这个方向上的暗流,最终很快形成了一段公案,呈到了朱厚熜面前。

就是群牧监说文教部拖欠账目已近两年的那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