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敌（第2/2页）

一开始，孩子们还能到屋外去，但随着战事日渐紧张，我不得不把他们藏在家里。然而，即便是这样也无济于事。当地人知道我藏匿了犹太儿童，因此不断威胁我，困难从四面八方而来。他们威胁我，这些孩子必须交给盖世太保，如果不这样，整个村子都会因此受牵连，德军可能会报复性地烧村或屠村，等等。村长是站在我这边的，这时常能给我以慰藉。对于那些较为激进或固执的村民，我偶尔会送去礼物或直接用钱来平复他们的情绪。

但好景不长。德国党卫军总是在附近巡查，村内的反对声音又起。有一天，他们告诉我，我们必须把这些孩子除掉，他们已经想好了计划：把孩子带到谷仓里，趁他们睡着时，用斧子砍掉他们的脑袋。

我像疯了一样四处奔走。我年迈的父亲完全不知所措。该怎么办？我能做什么？两个可怜的孩子什么都知道，睡觉前他们恳求我们：“卡洛奇娅，今天不要杀我们。不要是今天。”听到这话，我觉得自己都呆滞了。我下定决心，不论付出任何代价，绝不会放弃这两个孩子。

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我让孩子们坐在一辆牛车里，然后告诉所有人，我要把他们带去溺死。我驾车绕着整个村子走了一圈，让每个村民都看到并相信。等到入夜之后，我又带着孩子们回去……

这个故事有个圆满的结局：那两个孩子幸存了下来，萨佩托娃带着深深的情感说，不论他们到哪儿，她都会跟着他们，因为她爱他们胜过世上的一切。而我们却惊恐地意识到，克拉科夫附近一个小村庄的村民，竟然在他们的一个邻居说服他们自己已经谋杀了两个幼小的犹太儿童后，才如释重负。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回忆录作者齐格蒙特·克鲁考夫斯基（Zygmunt Klukowski）医生，位于扎莫希奇（Zamość）附近什切布热辛村（Szczebrzeszyn）的郡医院院长，曾结合波兰农民对犹太人的态度，对战时道德沦丧在这个群体中的呈现做出过极具说服力的描述。什切布热辛村的所有犹太人都被杀害了，克鲁考夫斯基在其作品《扎莫希奇地区被侵占岁月的日记》（Dziennik z lat okupacji zamoj- szczyzny）中巨细靡遗地记录了整个过程。1942年11月26日，他在绝望中写下了如下记录：“害怕被德国人报复的农民在村庄里四处抓捕犹太人，将他们带到镇上，或直接就地将他们杀害。总的来说，在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人们陷入了某种可怕的道德沦丧。他们都陷入了一种精神错乱之中，竟和德国人一样，不把犹太人当人看，而是把他们视为病犬恶鼠、洪水猛兽，须用尽一切办法铲除。”

因此，1941年夏天，通过参与迫害犹太人，这些地区的居民不仅讨好了新的当权者，还从他们的暴行中获得了物质利益（显而易见，屠杀行动的积极参与者能先于他人挑选犹太遇害者的财产），同时农民们也抒发他们长久以来对犹太人固有的愤恨，可谓“一举三得”。除了这些原因，纳粹的怂恿以及在民众中轻易就能煽动起来的复仇情绪——为了苏联侵占时期他们所遭受的侮辱而要与“犹太公社”秋后算账——都促使波兰人对犹太人施暴。这么多因素杂糅在一起，谁能在如此强大、邪恶的诱惑面前无动于衷？当然，有一些先决条件是不可或缺的：人际关系的残暴化、道德沦丧，以及德军对一般民众使用暴力的准许。但两次侵占期间，苏、德政府都使用过这些手段和机制。不难想象，耶德瓦布内大屠杀中最积极的参与者，也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秘密合作者（在米索雷夫上校写给党委书记波波夫的一份报告中曾提及这些人的名字）。他们和劳丹斯基是一类人；后者在其自传中曾一笔带过：他在为德国人残杀犹太人之前，曾经为苏联政府做过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