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第4/7页）

于是，似乎可以确定的是，在过去的20年里，只出版了一部关于上述议题的新的著作——约瑟芬·伊克（Joseph Yick）的《中国的城市革命》。[10]另一本或许也能归于此类的著作与国共两党的冲突没有直接关联，它主要是介绍1947年2月28日在台湾发生的反对国民党的暴动。[11]史蒂文·莱文（Steven Levine）的《胜利的铁砧》是1978年之后出版的唯一一部完全从政治的角度描述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内战的著作。实际上，莱文在该书出版前10年就开始研究这一课题，而他产生这一想法的时间还要更早。[12]易劳逸（Lloyd Eastman）的《毁灭的种子》也对政治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这本书在时间上跨越了作为抗日战争和内战分界的1945年。还有一本从军事角度介绍中国内战的普及性著作，该书的时间也不完全限于1945—1949年。[13]此外，如果以1945年为界，分别以这一点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内战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和著作的数量是大致相当的。

正是这一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和政治上与此相呼应的斗争造成了中国20世纪历史上一次最为巨大的变化，而关于这段历史的著作居然如此之少，实在是令人惊讶。然而，造成这一学术空白的并不是什么新的原因，人们很容易找到它。对于过去的几代人来说，他们彼此间尖锐对立的观点极大地阻碍了任何从军事层面研究这段历史的努力。意识形态、组织和战争都是“保守的”主题，寻找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实际是在大胆地挑战我们保守的前辈学者。我们想在别处寻找共产党最终获胜的解释，让人吃惊的是，我们的确在其他地方找到了解释——这些“地方”包括，社会历史、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或其他形式的经济学）、生态人类学，以及革命运动发展的一般政治进程。

然而，几乎所有人的研究仍被同一个目标所驱动，即共产主义怎样以及为什么能在1949年的中国取得胜利。人们与传统的保守主义观点的彻底决裂以及克服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并不是发生在自由左翼思想活跃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而是在稍迟一些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手段已经变成了目的，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也变得比最初设立的目标更有意义了。这一变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完成的，后毛泽东时代中国自身的变革造成的累积影响也巩固了这一变化。[14]随后，所有潜在的支持和挑战都随着1991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而消失了，在全世界范围内突然爆发的大规模的政治调整让人们彻底忽略了共产主义为何能在中国成功这个古老的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引领潮流的美国大学出版机构已经将这一变化列入它们准备出版的“后现代”、非政治化的出版物的名单之中了。但到这时，在争取有限的科研经费、出版社的青睐以及学术界的兴趣上，有关中国共产主义一般起源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内战研究的问题，已经迅速地变得毫无竞争力了。

中国的内战和中国正在变化的政治秩序

幸运的是，所有的终点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不是在西方学术界，而是在中国本身的环境中——既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包括作为它的对手的、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中国内战的研究正在经历新生。中国内战研究新的发展、新的出版物，以及新公布的档案材料，为我们揭示出导致这一历史时期早期研究空白的另一个原因。共产党虽然在内战中取胜，但并未从此结束战争，从某种意义来说，战争延续至今。这使资料缺乏的状态更加严重了。因此，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不可避免地将越来越多的时间花费在搜寻资料上。很自然的，如果想要写作这样一个时期的政治和军事历史，研究者必须能够接触到战争双方（实际上是各方）可以对比的材料，但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中国国民党被击败了，但并没有投降，带着所有的秘密退到了台湾，中国共产党则在大陆建立了统治。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相关资料的管理和这段历史的解释仍是由官方垄断的。

因此，虽然我们的兴趣没有将我们引向其他方向，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手段以及越来越多地使用方法论，使得我们无法以更“保守”的方式进行研究。即使在资料相对充裕的今天，仍然存在类似的情况。正如我在书目文章中说过的，今天，人们对社会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学术偏好既可以说是一种偶然，也可以说是在这些领域进行研究的门槛较低所造成的必然。相比之下，与军事和政治有关的历史材料则受到了最严格的控制，人们很难接触到它们。而对于中国内战的研究而言，军事和政治领域恰恰是最为重要的。

由于一直以来材料的缺乏，现在仍没有一部明确的用英语写作的介绍中国内战的军事史。事实上，也没有一部用英语写作的有关1937—1945年中日战争的历史，以及用英语描述的、将中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他地区区分开来的专门历史。[15]由于我们接受了一个早先的传统观点，即政治拥有比战争更高的重要性，我们的问题和答案主要局限在政治领域，这样，在我们完成模式化的问答之前，几乎所有人都失去了兴趣。我们仍然没能对战争双方、他们的政策，以及他们设立的政府机构进行明确的政治描述。由于有这么多基础工作尚未完成，因此有关这段历史的老的争论既未结束，也没有继续发展，而是处于一种“尚无定论”的悬而未决状态，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样的问题被人忽略自然导致了许多奇怪的结果。例如，由于缺乏中国官方的权威记录，日本可以继续从自己的角度对中日战争进行修正主义的解释，并将这一复杂的历史遗产留给后人评判。农民民族主义这一设想可能是好的，但已经被推翻了。如果不能对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占领期间的军事成长做出必要的战略评估，我们将无法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多次说他要“感谢”日本，也无法调和过去的学者关于毛的这一观点的争论。毛泽东通常承认日本人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正是日本的压迫教会了中国人民怎样革命，并逼迫人民起来战斗。[16]同样未达成一致的还有关于下面看法的争论，有观点认为，国民党早年进行的国家建设是卓有成效的，只是在1937年至1949年之间，才有明显的证据显示国民党开始经历持续的衰退，国民党自己的领导人也曾多次承认这一结论。

这些观点留下了许多空白和并未完全解答的问题，为我们指出了未来研究可能选择的方向。这些观点还有助于我们了解“东方与西方”或中国与西方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看法的差异，以及中西方的交流互动是如何对新的研究造成影响的。目前，西方学者似乎刚刚从他们早期观点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似乎只有研究对外政策的历史学家才对中国内战保有持续的兴趣。其他的学者则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包括对战争、政府机构、政党，尤其是社会和文化主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偶尔会显示出一定的偏向性，让人回想起以往的争论。但几乎所有新研究都集中在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上，依照目前的进展，如果只靠西方学者自己的努力，恐怕几代人以后他们才会重新关注1945—1949年的中国内战。[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