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的表现：政策和工作（第3/10页）

相似的农民叛乱的故事也发生在1946年上半年的浙北。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游击队在抗日战争期间活跃在这一区域。反叛的农民将矛头指向串通日军的乡、保和甲官吏，他们这回采取的行为模式与共产党在一些区域采用的做法相似。然而，叛乱依旧带有传统农民起义所有的特点，所以看上去似乎是老百姓被逼到承受极限之外的自发反应。[51]根本问题是农村的贫困在那一年恶化：许多村庄都接近饥荒状态；为了供养返回执政的国民党，对大米、食物、钱和劳动力的征收也变本加厉起来。农民们抱怨：中国政府压在他们身上的重负和日军占领时他们所承受的负担没什么差别。[52]

一开始，几千男人、妇女和小孩赴浙江省的省会杭州请愿要求救济。这些人来自附近的地区（包括崇德、桐乡、桐庐、富阳、诸暨、绍兴和萧山）。省政府对此无动于衷。突然，1946年1月，崇德、桐乡、德清、吴兴爆发暴乱，波及20个乡和镇。3月，嘉兴县和新登县发生相似的事件。暴乱在整个4月一个乡一个乡地扩散开去。在每个地方，暴乱在白热化以后自动平息或被镇压。在风波平定前，乡长、保长和甲长领教了农民的怒火。

这些官员成为暴乱的主要攻击对象，不仅仅因为他们串通日本人，甚至不仅仅因为他们负责稻谷和其他税项的征集，而是因为除了这两点以外，他们的“残酷和腐败”有增无减。即使考虑到说故事时免不了的加油添醋，当地人民讲述的关于那些“无慈悲心的”人渣的故事，也不会完全是杜撰的。据一个故事说，保长宁愿看一名穷困的农民自杀——后者真的自杀了——也不愿意减轻对他征收的税赋。大量的款项（有的时候在枪口威胁下）被征收上来，却从来不做会计结算。农民们可以看到，向政府上缴的每担米，乡长和保长都要雁过拔毛。

抗议的人们总少不了对那些胆大妄为的家伙进行一顿痛打。县长和地区头领总是和乡、保的官吏一个鼻孔出气。赴杭州的请愿者队伍中包含了妇女和小孩不是偶然。男人们很不愿意离开当地的家，他们说害怕村干部会报复。所以在省政府请愿无功而返后，浙北农民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痛打他们的压迫者，放火烧他们的房子，砸烂他们的家什。当地的官员和他们的家属，就像在1943年的甘肃一样，如果能毫发无伤地逃出真是一种幸运。很多人被以最野蛮的方式杀死。[53]

腐败：原因

自由派作家普遍认为先有经济后有道德，所以腐败是由贫困决定的。但是贫困与它造成的不安全感一样，是一种相对的状态。没有人会想要绞尽脑汁计算这个问题：怎样才能保证放之四海皆“够”的数目。怀疑者不可避免地要指出：最腐败的人也是最富的人。[54]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用经济决定论将国民党的问题加以合理化为共产党所哂笑，他们是应该笑，因为他们控制领域之穷困是众所周知的，关于他们干部廉洁的故事也流传甚广。尽管自由派作家自己公开宣称信奉社会主义的理想，然而他们似乎还没有上升到这样的高度：在分析腐败的时候将它看作是一个系统的必然产物。在这个系统中，个人安全主要取决于他攫取和占有的财富——就像国民党中国和帝制时期的那样。

确实，自由派作家并不倾向于以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将国民党描述成一个官僚机构的继承者——这个机构在结构和风气上都包含着与生俱来的弱点——而不是这个机构的始作俑者，国民党背负的责任将会轻一些。腐败这一现象由来已久，传统腐败问题和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系统又惊人地相似，所以以上结论是恰如其分的。在20世纪40年代，就像是19世纪（举个例子）一样，当地官员的薪水少得不合情理。同样的，对11世纪中国官员的最普遍的批评是他们的贪赃枉法，特别是在低级官员中——这是一个“很大程度可以归咎为薪水过少”的现象。[55]

除了“糊口都成问题的俸禄”，萧公权教授还找出了其他的19世纪中国官僚制度固有的制度特征，这些制度特征增加了贪污的机会和动机。它们包括：给上级送礼的风俗，卖官鬻爵的行为，县长缺少岗位实务方面的训练，等等。最后的一点，以及任期的短暂性，使得对他来说有必要依靠“一群群肆无忌惮的手下”。[56]当地机关中有的是这样的手下。这些制度特征也在20世纪40年代以不同形式存在着。虽然在这两个时期中，制度特征存在的原因不一定相同，官员的反应却大同小异。

这些行为形成的风俗已很稳固，只要不太“离谱”，似乎都被普遍宽恕着。怎样算是离谱的概念当然因时因地而异。根据一般人的看法，问题离谱得不像话是在内乱或一个朝代气数已尽的时候。中国的朝代走向穷途末路时，按惯例有以下标志：财政越来越不稳定，行政无能，军事软弱。这些情况在20世纪40年代全部出现，它们助长了官员的腐败，日益增长的腐败又反过来激化了这些情况。

国民党中国继续沿用“在限度内容忍”的态度。[57]但是却很少有人批驳认为“贪污是程度问题而不是性质问题”的传统本身。自由主义批评者也会承认人性如此，以至于贪污的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破除，一旦确立就很容易失控。即使这样，也鲜有对该传统的指责。比如，两位社会学家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写道：他们认识到了农村地区仍保留着“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即“做官就能发财”，现实加强了这个观念。但是他们将问题的本质看成是封闭的乡村经济的产物。于是，他们在结尾的时候恳求发展农村工业，为寻求安全和财富的有志向的年轻人提供其他出路。[58]

在火药味更足的内战大气候中，这样的恳求转化成了谴责。批评家不愿意浪费时间通过分析将问题合理化。腐败已经发展到离谱的地步。在谁创造了腐败的条件这个问题上，他们认定国民党直接负有责任。这些谴责中，有一篇论述颇具思想性，它将经济论证与仅次于腐败的对行政机关的抱怨声激增的现象相结合；将20世纪40年代晚期的情况与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普遍情况作了比较。他回忆到，在早些的时候，腐败和无能不常与国民党联系在一起。“不是说1931年至1937年间国民党政府就没有腐败的案例了，”他写道，“而是谁会想到将之称为一个腐败的政府？……谁会否认它的行动和功绩？”同样的政府依然在掌权，同样的人占据着要位，但是比起十年前，他们似乎用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人们对他们的感情也完全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