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第3/6页）

[29]孙公度（Kungtu C. Sun）：《20世纪前半叶满洲经济的发展》，第55页。

[30]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82—83页（第1180页）。

[31]孙中山：《三民主义》（弗兰克·W．普莱斯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456页。也可参见史扶邻（Harold Schiffrim）的《孙中山的早期土地政策》，载于《东亚研究杂志》，第16卷第4期（1957年8月），第549—564页。不管孙中山的构想受到多少西方影响，“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的概念，早就存在于中国古人对土地革命的想法中，这种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王莽时期（公元9—23年）。参见王国定《古代土地平均分配体系》，载于孙任以都（E-tu Zen Sun）和约翰·德范克（John De Francis）合编的《中国社会历史：选集翻译》（华盛顿：美国学者协会理事会，1956），第157—184页。

[3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53页（第678页）。

[33]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298页（第1076页）；以及《重要文件》，第8页。

[34]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0月20日。

[35]毛泽东：《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72页（第1173页）。

[36]《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选自《重要文件》，第1—7页。该指示不对外公开。1950年台湾出版的“内政部”调查处编《奸匪现状汇编：土改》（第40—50页）重印了这一指示。台湾版和此处总结的不同之处主要在形式而不是内容。除了一些小差异，措辞是相同的。但是条款的先后顺序被打乱了，有些条款的内容被重排。

[37]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1937年10月16日），来自《重要文件》，第27页；也可参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1页。

[38]《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来自《重要文件》，第29—37页。

[39]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69页（第943页）。

[40]晋察冀边区成立于1937年11月。边区政府成立于1938年1月（詹姆斯·哈里森：《走向权力的长征：1921—1972年的中国共产党史》，第299页）。

[41]《刘澜涛同志在中共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二月扩干会上的报告》，选自《重要文件》，第56—61页。

[42]彭真：第43—55页，参见此处。

[43]《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区关于彻底实行减租政策的指示》，1943年10月18日，来自《重要文件》，第83—88页。

[44]《中央政治部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纲领的指示》，1943年10月1日，见《重要文件》，第78—81页。该指示来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31—135页（第910—913页）。而《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省略了列举十大纲领的第四部分。这里引用的版本中，十大纲领是：与敌斗争，精兵简政，一元化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党风，调查干部，开展时事教育，政府中实行“三三制”，减租减息。这些纲领的大多数在马克·塞尔登的《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中有描述。

[45]边区政府成立于1941年7月（哈里森：《走向权力的长征》，第301页）。

[46]对河南国统区饥荒的目击记见白修德和贾安娜合著的《中国暴风雨》，第166—178页。

[47]冀鲁豫区党委：《减息清债工作指示》，1943年6月8日，见《群运指示汇编》（以后称《指示汇编》），第5页。

[48]柯鲁克夫妇：《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中的革命》，第56—59页。

[49]《罗晶同志来信》，参见此处。

[50]詹隼：《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第55—56页。

[5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67—168页（第943页）。

[52]中共1942—1944年整风运动目的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它的目的在于教导党员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问题，以及把斯大林主义的组织和纪律方法灌输给一个从1937年的四万党员扩大到1942年的几十万党员的政党。很多新党员主要是因为共产党是抗日运动的领导者而加入它的队伍，倒不是因为它是中国革命的先驱。关于整风运动，见鲍德·考普顿（Boyd Compton）著《毛泽东的中国：1942—1944年的整风文件汇编》。

[53]《区党委关于深入检查群众工作的指示》，1943年11月16日，见《指示汇编》，第8—9页。

[54]黄敬：《关于发动群众及目前中心工作问题的发言》，1944年4月25日，见《指示汇编》，第20—26页。

[55]《分局给第十二地委的指示信》，1945年1月18日，见《指示汇编》，第30页。

[56]《分局给第十二地委的指示信》，1945年1月18日，见《指示汇编》，第30—32页。

[57]冀鲁豫区党委：《清查黑地指示》，1943年2月25日，见《指示汇编》，第1—2页。

[58]《分局关于执行大胆放手中的偏向的指示》，1945年2月8日，见《指示汇编》，第32页。

[59]《分局关于对中农政策的指示》，1944年12月28日，见《指示汇编》，第28—29页。

[60]分局民运部：《群运通报：第二号》，1945年5月7日，见《指示汇编》，第37页。

[61]参见此处。

[62]《鲁中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七年来的基本成绩及今后基本任务》，第1—17页。在日本投降后，鲁中区包括26个县，跨泰、鲁、沂、蒙山区。解放区包括350万人口，在争夺区和游击区还有100万人口。沦陷区面积缩小，包括了住在1600个村庄里的略超过100万人口。

[63]黎玉：《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第42页和第56页。

[64]干部和地主的这些问题在黎玉的《报告》中有讨论，第7—11、52—53页；以及《土地总结报告（草案）》（以下简称为《草案》），第1—6页。

[65]《草案》，第14—35页；黎玉：《报告》，第39页；《斗争总结》，第2—5页。

[66]黎玉：《报告》，第44—48、61页；《草案》，第3页。

[67]黎玉：《报告》，第12、57—59页。

[68]同上，第12页。柯鲁克夫妇所著《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中的革命》，第110—113页同样描述了河南武安县的一次类似的会议。

[69]数据的来源是：黎玉：《报告》，第12、47页；《莱东县政府：1946年上半年民政工作总结》，1946年。莱东县是抗日战争时期在鲁中地区泰山分区新成立的一个县城。1946年，这个县有44838户，241435人，住在430个村庄里。这里呈现的数据来自357个这样的村庄。但是黎玉自己承认，数据采集非常困难，他的报告中提供的数据仅能代表“大致情况”。莒南县的数字可能是最准确的，因为这是当时党的土地政策实行得最彻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