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大公无私（第4/11页）

艾森豪威尔对责任的概念不止于军官。当他就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时，他曾考虑接受成为总统候选人。一个代表团在 1951 年 10 月 25 日与他见面，鼓励他竞选总统。他回忆这场会议：“我并不想当美国总统，而且我也不想接受任何政治职务或有任何政治关联。我现在的工作如果成功，将对未来的美国有相当的重要性。”

他同时也强调在他责任感内的无私：“我接受这个职务（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Powers Europe，SHAPE］指挥官）完全是责任感使然——当我离开纽约时，我确实牺牲了许多个人的方便、利益和喜欢的建设性工作。我绝不会为其他的政府工作而离开目前的职务，除非有明确的责任召唤。我绝不会参与任何促使我被提名的活动，因为我相信总统一职不应该被追求，同样我也相信它无法被拒绝。我无法说清需要何种进一步的情况才能说服我有责任进入政治圈，我就是无法知道是何种状况。在这一刻我仅能承认，在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协助或我的默许，我不会考虑他们所说的提名，让我去承担如此大的责任。”

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James Forrestal）是一位真正无私的公仆，他自杀的悲剧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和福莱斯特经常谈这些事情，”艾森豪威尔说，“比任何人都多，因为他有正直的目的和对公共事务的奉献。此外，他个人非常关心我们国家所遭遇的危险，而他也愿意谈这些事情。一些我在军中、政府或民间部门的同事和福莱斯特有一样的无私精神，但很少有人有他那种永不满足的学习欲望，并运用其知识为公众利益服务。所以我们一起探索和搜寻来定义一些至理名言，让它们在语言上能具体而明确，并且能普遍的适用一段时间。”

艾森豪威尔非常憎恨自私的人。当总统的时候他回忆：“在夏威夷州长这个事例里，有两个主要的候选人角逐该职位。两人都培养‘游说团体’来支持各自的诉求。这样追求公职的方式违反我的本性。主动追求该职位，对我来说，就是不适任的证据。我认为任何一个来到华盛顿接受一个重要政府职位的人，若没自我牺牲精神，就不适合该职位。这当然不适用于一些较技术与专业的职位，假设别人对高层职务有和我同样的认知也是不公平的。但是，我对一个一味追求政治职位的人的尊敬与敬仰很快就会消失不见了。”

他又说：“这些人都会抓住一位成功商人必须付出很大代价才能获得成果的工作机会。合理的牺牲当然是可预期的，事实上，除非一个人愿意牺牲物质上的利益，否则政府无法承受让他占据一个重要的岗位。但是走极端的惯例最终会对我们造成严重损害，除非我们能在参议院作出一些合理的改变以处理这种情况。”

艾森豪威尔对总统职务的思考

当玛米（Mamie）和我来到白宮时，我们对在里面生活大概有很好的了解。我过去多年所担任的重要军职给了我一些经验，这些经验虽然无法与之相比，但的确类似总统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当我任职“二战”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Supreme Headquarters of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s，SHAEF）及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指挥官时更是如此。在这两个职务上，我过着非常孤独的生活，前一次只有我的助理陪我，后一次是和玛米住在一起。因为安全、礼仪和要求签名等问题，我们不能像一般人一样去餐馆、戏院或其他公共场所，连找到健康或休闲所需的时间也都很困难。

我们知道白宮的生活会使这些困难加倍，但至少我们在心理上已经有所准备。

乔治·华盛顿将军在作为独立战争指挥官的生涯中，很早就为军官们展现了无私精神，并成为两百年来高级军事领袖学习的典范。他的许多部下没有滑膛枪（muskets），只能用帚柄训练。许多人没有鞋穿、毛毯匮乏、食物不足，同时征募任期也不定。华盛顿在他 1776 年 1 月 14 日的信中向他的朋友约瑟夫·里德（Joseph Reed）透露了他的想法与顾虑：“当我周遭的人都在熟睡时，一想起我的处境以及这支军队，我就辗转难眠。只有少数人知道我们所处的窘境，但我还是相信如果我的战线发生任何灾难，一定是来自这个原因。我常想，如果我没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接受指挥权，而是扛枪入伍，或者我能合理面对我的后代子孙及良知，退居乡野、住在简陋的小屋中，我将会多么的快乐。如果我能克服这些困难，我将虔诚地相信必有上帝插手，使我们的对手盲目；如果我们能安然度过这个月，一定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不利态势。”

国家是幸运的，华盛顿没有避居乡野小屋也没有加入行伍，而是无私地领导我们的国家迈向胜利。他拒绝君主制一事可能是最能彰显他无私的行为。当时有很多人想要他加冕成为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国王，但是他拒绝了，也因此造就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共和国。

拒绝他可以轻易获得的皇家权力，展现了华盛顿无私的卓越品格。身为独立战争成功不可或缺的一个人，他可以拒绝“王冠”。通过这个行动，他向同僚与后代子孙证明了风格才是他伟大生命的动力，而不是贪婪。

战争结束后，华盛顿遇到了另一个对他风格的测试。在 1783 年 3 月 15 日，一些军官由盖茨（Gates）将军带头，聚会讨论以军事行动来确保陆军的薪饷，“争议在于是应由文人还是军人统治新的政府”。情况非常危急，使得“华盛顿自身的领导……也受到威胁。陆军觉得他的‘过度软弱’，这阻挡了他们争取应得的权益”。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一刻。因为在美国全部历史中，这是唯一一次文人统治受到军方严重挑战。如果这个误入歧途的威胁成功，美国的历史将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再一次，华盛顿做到了关键性的扭转：他的领导加上不屈不挠的风格。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告诉他将有一个军官会议后，华盛顿决定亲自去参加。当他出现时，“这群聚会军官的表情很清楚地表现出他们并不喜欢这个惊喜。自从他赢得陆军的爱戴后，这是他第一次面对怨恨与愤怒”。他作了一个简短的演说，恭敬地要求军官抵制采取军事行动的诱惑。他告诉他们：“让我恳求你们，先生们，对你们而言，不要采取在理智的平静眼光看来会降低你们的尊严与玷污你们迄今所维持的光荣的任何措施。”

但连他们英雄所说的感人肺腑的话都无法动摇这些军官。在他演讲结束时，他利用“朗读一封信的手段，以感性与即兴的言辞吸引他听众的注意力”。他伸手从口袋里取出一封来自国会议员的信，解释国家当前财政的窘境与国会补偿陆军的努力。但“状况有些不对劲。将军好像很迷惑，他无助地瞪着信纸。这些军官都倾向前去，内心充满焦虑。接着他从夹克口袋里拿出一副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