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的重要性

造就成功领导人的要素之一，是对部属的忠诚，而这点并不容易做到。马歇尔就具备了这种崇高的风格。1941 年夏季，当时美国尚未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决定先研拟一套作战计划，内容包含战时的生产需求、部队人员数量及美国的国家政策目标等等。虽然罗斯福总统希望能避免参战，但眼看希特勒正在欧洲进行侵略行为，罗斯福显然是与英国人站在同一边的。

当时是由陆军参谋长秘书处的阿尔伯特·魏德迈少校负责这个计划的参谋研究作业。他在研究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准备直接与德国作战并将其击败。”报告的结论提到，为参加战争，陆军与陆军航空兵共需要 900 万名士兵，海军则需要 150 万人的部队。这份报告被列为绝对机密。没想到，1941 年 12 月 5 日的《华盛顿时代先驱报》（Washington Times Herald）居然一字不漏地将该报告刊载出来，而且第 1 版的标题写着《罗斯福的作战计划》，令总统、陆军指挥阶层及魏德迈少校本人都大感惊骇。此事在华盛顿引发了轩然大波，美国政府极为尴尬，因为我们跟德国并未处于交战状态。

魏德迈马上受到了大家的怀疑。他的姓是德国人的姓氏，他认识许多德国军方高层将领——因为他曾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参加过德国高等军事课程的学习——而且还和纳粹党的高层干部有私交。在这份报告于媒体上曝光的前一个星期，他曾经和某位律师见过面，而这位律师的父亲伯顿·惠勒（Burton Wheeler）参议员是位偏激的孤立主义者，曾经指控罗斯福“企图把四分之一的美国年轻人的前途葬送掉”。此外，魏德迈还刚在银行的账户中存入了一大笔款项。甚至还有一封写给战争部长的匿名信宣称：“魏德迈曾经有感而发地说希特勒是救世主。”

这些间接证据似乎对魏德迈十分不利。他曾遭到联邦调查局的审问，但却无法证实是他泄露了报告的内容。在这种情形下，魏德迈的上级大可表明“我们不想去了解这个人”而把他调走，或将他流放海外。但马歇尔没有这么做。他非常看重魏德迈的能力，据魏德迈自己说：“马歇尔将军从未怀疑过我。”事实上，在发生这个事件后的数个星期，马歇尔还将他晋升为中校，并让他成为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之下新成立的联参计划人员小组的一员。

1942 年 4 月 1 日，马歇尔出差执行某项具有高度机密性的任务，并带魏德迈随行。此事充分显示出马歇尔对他的忠诚，更重要的是，显现了马歇尔的崇高风格。他忠于魏德迈，无惧于对魏德迈不利的间接证据及孤立主义者与媒体的公开批评。对于马歇尔的支持，魏德迈终生难忘，他后来晋升到了四星上将，他曾表示：“在那次事件后，我愿意为他赴汤蹈火。”

有关对部属忠诚的事例，比较近者出现在鲍威尔将军身上。海湾战争结束后，1991 年 5 月，有数家媒体（1991 年 5 月 13 日出版的《新闻周刊》［Newsweek］及前一天的《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指出，鲍威尔是位“不情愿的战士”，暗示他曾私下反对总统出兵的决定。

鲍威尔在他的自传中写道：

在我遭受媒体的无情抨击时，打电话给我的人少得出奇……

当媒体开始作此不实报道的当天早上，白宫的接线员打电话来说，总统要与我通话。我忐忑不安地等着。总统说话了：“鲍威尔，不要理那些胡说八道的报道，不要为这件事烦恼，不要被这些媒体搞得心神不宁。”

“谢谢，总统先生。”我回答道。

“芭芭拉向你问好。回头见。”说完，电话就挂了。

在稍后有关农业政策的记者会中，布什总统又被问了许多有关我的问题，诸如伍德沃的书中所描述的那些问题。结果，总统回答说：“任何人都别想分化我和鲍威尔的关系。我不管他们是引用了哪本书的说法，不管他们有多少匿名的消息来源，也不管他们引述了多少不在场人士的话……”

我永远忘不了在我最需要朋友支持时，美国总统对我表现出的忠诚。

但是对人的忠诚并不能与袒护徇私混为一谈。当然，正直的人格中并不包含偏袒的成分。格兰特将军在夺取田纳西州唐纳森堡（Fort Donaldson）之役一战成名。而这个战役中的降将西蒙·玻利瓦尔·巴克纳（Simon Bolivar Buckner）将军在内战爆发前是格兰特的好友。当年格兰特被迫辞职，灰头土脸地离开加州时，可说是穷困潦倒，一文不名，连返乡的车资都没着落。巴克纳先替他付了旅馆钱，再帮他筹得了 50 美元。而这场战役中，当巴克纳眼见要守不住唐纳森堡时，遂向格兰特开出投降的条件，他自忖格兰特会顾念旧情而同意他的要求，但格兰特却不为所动。他对巴克纳说：“不能讲条件，我只接受无条件的立即投降。”

马歇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展现的优异领导能力，赢得了无数的赞誉，但至少有一个人对于他对待部属的方式颇感不满。某位陆军资深将领的夫人曾写道：“参谋长是我儿子的教父，当我在医院待产时，他整个晚上在走廊上来回踱步。我想他是个好人，但我对他的领导方式不予苟同。他后来对我丈夫非常无情……他让好朋友失望至极……他毀了我丈夫的前程，伤透了他的心，撤销了他的少将军衔……”

事实上，这位军官夫人说的这番话，等于是在恭维马歇尔将军。她的丈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犯下了不可原谅的判断错误，虽然他是马歇尔的挚友，但马歇尔并不护短，把他降级成上校。

马歇尔有天傍晚偕夫人散步时，告诉夫人说：“我不能讲感情，我只能讲道理。”话虽如此，曾经受马歇尔指导过的军官都对他难以忘怀。战争部长史汀生说：“他们都对他忠贞不贰，就像他们在五角大楼时一样。”

担任登陆日进攻指挥官的艾森豪威尔也有类似的经历。当时担任军需司令的亨利·杰维斯·米勒（Henry Jervis Miller）少将与艾森豪威尔是西点军校 1915 年班的同学。1944 年 4 月，欧洲战区的反情报官埃德温·L. 史伯特（Edwin L. Sibert）少将在克拉里奇（Claridge）旅馆偷听到米勒一边饮酒一边抱怨道，要到 6 月中旬的登陆作战之后，美国才会将补给品送抵战区。史伯特将这个情况告知布莱德雷，布莱德雷转而向艾森豪威尔报告。米勒知道自己犯了错之后，请求艾森豪威尔看在朋友的份上，让他保有少将军衔调回国内“以听候命运的安排”。艾森豪威尔回复米勒说，他对于要“审判”一位朋友，感到非常难过，但米勒犯了严重的泄密罪。艾森豪威尔下令将他降级为上校后遣送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