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众多“辛德勒”，众多“鲁迪”

就在纳粹对犹太人残酷迫害、直至“最终解决”、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的时候，不少人像施罗德船长那样，向犹太人伸出了援助之手。1953年以色列议会决定在耶路撒冷建立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从它建成起，到以色列进行国事访问的德国领导人都会到这里进行悼念和谢罪。安格拉·默克尔第一个总理任期从2005年11月开始，2006年到访以色列便曾这样做。不知日本领导人是否会想到这对他们是一个提醒，应该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

除了纪念遇难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纪念那些冒着极大风险、甚至牺牲自己生命救助犹太人的各国非犹太人士，他们被称为“国际正义人士”。截止到2012年1月1日，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共授予来自47个国家24,356人这个荣誉称号。这些人里最为人们知晓的大概就是1993年美国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主人公奥斯卡·辛德勒，所以有“英国的辛德勒”、“瑞典的辛德勒”等说法。该片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是一个美国犹太人，从他的姓“Spielberg”来看，应该是德国犹太人后裔。

救助过犹太人的企业家并非只有辛德勒一个，德国著名大企业博世公司创始人罗伯特·博世（Robert Bosch，1861—1942），就以生产需要为由，保护了不少犹太员工。荷兰飞利浦公司创始人的孙子、当时负责公司事务的弗里茨·飞利浦，也以同样理由庇护了382名犹太员工。该公司立陶宛工厂负责人，同时也为荷兰领事馆工作的扬·兹瓦腾蒂克（Jan Zwartendijk，1896—1976），为大量犹太人（约6,000~10,000名）办了签证，使他们得以逃脱厄运。在这方面，德国负责军工生产的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1905—1981）与希姆莱、戈培尔等人的矛盾，客观上提供了一定条件。首先，公司里确有许多重要管理人员、工程师、技师、技术工人是犹太人，离了他们，生产经营困难重重。其次，虽然德军在波兰战役、法国战役人员损失都很少，但从进攻苏联起减员就非常严重，为补充兵员，不但放宽了征兵年龄限制，还不顾斯佩尔反对把大量工人、包括熟练工人乃至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征召入伍，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还有苏军战俘）成了最廉价而且维持生产不可缺少的劳动力。

为几千名犹太人发放了“生命签证”的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1901—1997）

援助过许多犹太人的日本驻立陶宛代理领事杉原千亩（1900—1986）

像兹瓦腾蒂克那样通过办理签证帮助犹太人逃脱厄运的外交官很多，其中就有当时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1901—1997）。从1938年到他1940年5月奉调回国，两年间签发了多少张“生命签证”已无从准确知晓，但从现在见到的签证看当以千计，一份1938年6月的签证号码是200号，另一份同年10月27日的签证号码为1906号，说明仅约半年时间就签发了近2000份签证。日本驻立陶宛代理领事杉原千亩（1900—1986）也不顾外务省训令，给犹太人（其中不少是从波兰逃亡到立陶宛的犹太人）发放了超过2,000份签证，并且和苏联有关方面交涉，让他们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到达太平洋岸，再转往其他地方。后来有人问杉原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犹太人也是人，他们需要帮助。

在这些外交官里，最应该说一说的恐怕就是瑞典人拉乌尔·瓦伦别格（Raoul Gustaf Wallenberg，1912—1947？），他在救助匈牙利犹太人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匈牙利是犹太人众多而且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受十月革命影响1919年春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主要领导者库恩·贝拉（Kun Béla，1886—1939？）便是犹太人。但它存在仅133天，8月1日即以失败告终，军队领导人霍尔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ós，1868—1957）成立没有国王、由他担任“摄政”的匈牙利王国。注意，匈牙利人和我们一样，姓在前而名在后，这与其他欧洲人不同。

1938年霍尔蒂开始效仿纳粹德国，实行歧视、限制犹太人的政策。到1941年8月，先后发布了三个反犹法令，不过没有大量逮捕、驱逐犹太人，更没有把他们送往纳粹集中营，这与纳粹德国占领下的其他欧洲国家差别明显。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军惨败，参战的匈牙利第2集团军也受到重创。3月霍尔蒂任命卡莱·米克洛斯（Kállay de Nagykálló Miklós，1887—1967）为总理，取代亲纳粹的巴多希·拉斯洛（Bárdossy de Bárdos László，1890—1946）。卡莱政府拒绝配合纳粹德国大量逮捕犹太人，把他们送往波兰境内的集中营，并且秘密与英、美西方同盟国接触。这当然是希特勒不能允许的，1944年3月德国派兵占领了匈牙利，霍尔蒂被软禁并被迫任命亲纳粹的斯托扬·德迈（Sztójay Döme，1883—1946）为总理。斯托扬上台后立即全面配合纳粹大量逮捕犹太人，并把他们送往波兰。前面说到过的“犹太屠夫”阿道夫·艾希曼，便于这时来到匈牙利专门负责这件事。

就在这形势极其严峻的时刻，1944年7月，拉乌尔·瓦伦别格被派到布达佩斯担任瑞典王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一等秘书。在使馆其他人员、尤其是二等秘书佩尔·安格尔（Per Anger，1913-2002）协助下，给许多犹太人发放了“保护护照”（Schutz-Pass），称他们是等待回国的瑞典国民。又以“瑞典图书馆”、“瑞典研究所”等瑞典资产名义租用32幢房屋供犹太人居住，以避开纳粹的搜查。还有一些犹太人直接就在瑞典大使馆里避难。通过各种形式得到救助的犹太人不下万名。

“二战”末期苏联红军包围布达佩斯，1945年1月17日瓦伦别格被苏军逮捕，此后下落不明。后来苏联官方称他已于1947年在莫斯科卢比扬卡监狱去世，但被捕原因、死亡经过等至今都不清楚。1983年以色列为他发行了纪念邮票，上面用希伯来文和英文引用了《圣经·旧约·箴言》的一段话：“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之光……”

2005年华沙，伊雷娜·森德勒洛娃与60多年前得她营救的犹太儿童，以及他们的子女。

救助过犹太人因而获授“国际正义人士”的也有很多普通人，例如，居住在乌克兰哈尔科夫的华工潘均顺（1899—1974），两个儿子均参加苏联红军并且在战斗中牺牲，他藏匿了一名逃出德军魔爪的犹太女孩，抚养成人并在战后让她接受教育。荷兰抵抗运动成员“特露丝阿姨”（Auntie Truus，Geertruida Wijsmuller-Meijer，1896—1978）设法将约1万名德国和奥地利犹太儿童秘密转送到英国。华沙的一名护士伊雷娜·森德勒洛娃（Irena Sendlerowa，1910—2008）为2,500名犹太儿童伪造身份证件，协助他们从华沙犹太人聚居区转移出来并且被领养。为了让这些孩子日后能够认祖归宗，还把有关资料秘密隐藏起来。1943年10月20日她被盖世太保逮捕，严刑拷打致其双腿骨折，并且被判处死刑。所幸地下组织贿买行刑士兵，让她未遭杀害，2008年以98岁高龄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