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至9月（第3/19页）
2月11日，星期日
利用假日搬进布里斯托尔，他们给我一个极小却一尘不染的房间。不过费希尔经理表示我可能住不久，因为旅馆里挤满了党卫军的人。我很不以为然；我也是勤奋工作、对社会有所贡献的劳工，为什么就不能拥有一个像样的房间？！
和弗朗茨·塔克西斯和海因茨·廷蒂一起吃午餐。弗朗茨的公寓被炸得很严重，已收拾剩下的财物，搬进隔壁的格兰德旅馆。我们在格兰德旅馆内发现两辆单车，先沿着旅馆内的走道骑了一阵子，接着骑回我的公寓；再把我的行李放在自行车上，推回布里斯托尔。经理告诉我们，上一次保罗·梅特涅来住的时候，留下两瓶拿破仑白兰地。既然酒可能会在空袭中不保，他便颇不情愿地交了出来，我们把酒也放在自行车上推进房里，开了一瓶。
2月12日，星期一
空袭。
2月13日，星期二
空袭。
2月14日，星期三
空袭。
维也纳唯一照常工作的团体是爱乐交响乐团，从医院下班后，我几乎每天都去听他们的演奏会。
盟军在雅尔塔举行的会议已结束。我的小收音机只能收听到德国的广播电台，报道当然有限。
谣传德累斯顿一连遭到两次猛烈轰炸，整座城已被夷为平地。
俄军已进入布达佩斯。
同盟国于2月4—11日在雅尔塔会面，举行战时最后一次高峰会议。丘吉尔、罗斯福与斯大林同意加强攻势，并划定战后的欧洲国界。
会议开始的前夕，盟军决定恢复对敌方重要大城进行轰炸，向斯大林炫耀强大的战力，同时打击德国民心士气，期望形成大批难民潮，阻断德军部队调度及补给线。当时位于德累斯顿的少数军事目标及主要火药库都在轰炸范围之外，因此城内几乎没有战斗机或高射炮的防御部队；该城主要以巴洛克时代的建筑闻名。结果英国皇家空军及美国第八航空军自2月13日开始，持续猛烈轰炸该城到4月，等于将这个历史古城彻底炸毁。死于火风暴的市民及难民达9万至15万人（有人估计高达20万人）。今天的史家认为，对德累斯顿刻意的摧毁，乃是西方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不公正的暴行之一。就连制定“无选择性地区轰炸政策”的始作俑者之一的丘吉尔，亦在获得胜利之后感到良心不安，从未公开褒扬过哈里斯空军元帅及其轰炸队指挥部。
2月15日，星期四
好像开始生病了。昨天因为空袭，工作被打断三个小时，后来一直加班到晚上9点，觉得极难受，趁着医生替一位病人检查时，量了自己的温度：39.4℃。蒂姆医生一边搓手一边轻快地说我只是累了，明天体温就会恢复正常，又可以回来上班。
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时，两名在昨天早晨被射下来的美国飞行员，分别被两名德国士兵一左一右扶了进来，伤势似乎都很严重，举足维艰。其中一个人脸部灼伤，黄发根根直竖。到目前为止，医院里已收容了大约30位美国飞行员，院方待他们很好，但只在碰到严重空袭时，才把他们抬到地下掩体里。我想跟他们聊聊，但院方禁止。有一位护士曾经在英国做过家庭教师，送了一束花给其中一位飞行员，结果当场被开除。不过有一次空袭期间，西塔·弗雷德带我去他们住的特别病房。有几位看起来人很好，但大部分伤势严重，几乎全身都包了绷带，几乎每个人都受到严重灼伤。
来我们部门的病人一般状况都很糟，大部分都超过50岁或不满20岁。通常都刚刚接获召集令。蒂姆医生必须决定他们是真的病了，还是装病。因为蒂姆医生有一种恶意的幽默感，所以他与病人的对话有时颇不堪，有时又令人捧腹。
回家的路程又极漫长。
2月17日，星期六
过去十天每天都有空袭，今天居然没有。下午醒来后发觉高烧已退，吃了很多片阿司匹林，然后蹒跚走去美容院，心里祈祷别在路上撞见任何医生。朋友们来看我。旅馆亦送餐到我房间，还算幸运。
2月18日，星期日
空袭。
早上待在医院地下室内，后来去看我们的加里·库珀，蒂利克医生。他诊断我得了扁桃体炎，叫我立刻回家，星期三再来上班。我已经完全失声了。
来医院上班后这么快就病倒，令西塔很生气：“你这么娇弱，他们会怎么看我们这些贵族？”我倒从来没想到这一点。
2月20日，星期二
空袭。
2月21日，星期三
今天空袭特别严重，警报开始响时，我仍在旅馆。大家到地下室集合，尽量往下走；碰见文奇·温迪施—格雷茨、玛莎·普罗奈、波托茨基母子、萨佩哈夫妇、艾蒂·贝希托尔德和她母亲等人。外面的噪音震耳欲聋，爆炸声和玻璃粉碎的声音仿佛没完没了。
警报解除后，我和维克多·施塔勒姆贝格一起走到环市道路上，因为听说列支敦士登王宫被炸了。快抵达时，已瞧见王宫的屋顶不见了，不过建筑的其他部分似乎损坏并不严重。一架被击落的美国飞机残骸散落在王宫前的人行道上，仍在熊熊燃烧，不时发出小爆炸声，显然是机上的弹药。机上的组员几乎全死了，只有一个人设法弹出飞机，却被卡在一座屋顶的尖塔里，双腿都被切断。路人告诉我，空袭期间从头到尾都可以听见他凄厉的尖叫声，却没有人敢离开掩蔽壕；等他们把他救下来时，他已经死了。
我们继续往下走。一枚定时炸弹落在宫廷剧院附近，尚未爆炸，整个区域都被封锁起来，但我们仍然照常经过，并没有多想。整座城硝烟弥漫，隔着环市道路，我们旅馆对面的卡尔广场上多了一个巨大的炸弹窟窿。
2月22日，星期四
声音仍极沙哑。自从上次空袭后，公共交通系统已瘫痪，我必须走路去上班，得花两小时。
2月23日，星期五
晚上留在医院过夜。西塔·弗雷德值班，让我用她摆在她老板书房里的行军床。
2月24日，星期六
又在西塔·弗雷德的行军床上睡了一夜。在医院里过夜比每天来回走数里方便多了。
蒂利克医生叫我去当他的助理，因为我在药局代班的那位护士即将回来上班。我不喜欢这个主意，虽然他人很好，又有魅力，但他兼任我们的政治医官，负责整饬职工士气。每个星期一，无论工作有多忙，我们都必须去小教堂听政治训话。我报到的那一天，他发表一场简短的演说，讨论“战争进入第五年身为护士的责任”；基本要义：别太富同情心，因为多数病患都在装病；医生必须严格，因为前线需要所有能够动员的人；不过，若观察到有病患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我们也应该出面干预。他同时透露一位护士曾经替一位负伤士兵——是她已阵亡儿子的朋友——打了一针，令他暂时残废的药，他因此不必再被调回前线，结果，“她被判处十年徒刑！”我们无能为力，他补充说。我们没有选择，就算剩下最后一个人，也必须作战到底！……那番话听起来好冷酷，从此我没有再去参加集会，每次都用川流不息的病人当借口。我一直以为迟早会惹麻烦，但蒂利克医生到现在都没说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