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3/4页）

伯罗奔尼撒舰队的兵力差不多是弗尔米奥的四倍，如果弗尔米奥拒绝迎战，伯罗奔尼撒舰队就可以自由西进，打破雅典的封锁线并将弗尔米奥舰队堵死在纳夫帕克托斯。那么雅典的海上霸主形象就幻灭了，它那些蠢蠢欲动的臣属也许会起来造反。但弗尔米奥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停泊在安提赖昂姆，即科林斯湾最狭窄处以西不远的地方，与瑞昂（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只隔了不到1英里的距离。

在一周的时间里，两军隔着狭窄的海面怒目而视。雅典人没有首先发难的动机，因为他们的力量远逊于敌军，而且他们必须防守纳夫帕克托斯（雅典在科林斯湾的基地）。于是斯巴达人主动起来，沿着伯罗奔尼撒半岛北岸向东行驶。他们奔向纳夫帕克托斯，右翼是他们最好的20艘战船。弗尔米奥别无选择，只能紧跟上去，返回海湾较狭窄的部分。他前进的时候，美塞尼亚人（雅典人的盟友，居住在纳夫帕克托斯）的重步兵在陆地上跟随行进。斯巴达人看到雅典战船沿着北岸以一字长蛇阵匆匆前进，于是掉转过来，将其中9艘雅典战船切断，并把它们驱赶到岸边。此时，雅典人还剩11艘战船可以与伯罗奔尼撒人的20艘精锐战船对抗。即便雅典人能够打败这些敌船，或者从其手中溜走，也还需要对付余下的57艘敌船。灾祸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11艘雅典战船利用自己的高速度从敌人身侧冲过。它们抵达了纳夫帕克托斯，在那里摆开阵势，船首向外，准备迎战很快就要抵达的优势敌人。最后1艘雅典战船还在入港的过程中，伯罗奔尼撒人穷追不舍，已经开始高奏凯歌。正好有1艘商船停在纳夫帕克托斯外海的深水区。就是因为它的存在，战局发生了惊人的逆转。最后落单的那艘雅典战船没有奔向纳夫帕克托斯的安全处，而是转了四分之三圈，利用停泊在那里的商船保护自己暴露的侧翼，然后猛撞最前面的那艘追击它的敌船，将它撞沉了。伯罗奔尼撒人原以为必胜无疑，现在却陷入了混乱。由于他们不熟悉水文状况，有的战船搁浅了。其他船上的人看到这般景象大吃一惊，于是将船桨插入水中以便让船停下来，等待其他战船。这是个可怕的错误，因为它们在机动灵活的敌人面前一动不动、枯坐等死。

其余的雅典战船被这意想不到的逆转大大鼓舞了，冲了上去，攻击敌人，尽管敌人的数量仍然是他们的两倍。这时伯罗奔尼撒人已经丧失了斗志，逃往潘诺姆斯，拋弃了他们之前俘获的9艘雅典战船中的8艘，自己还损失了6艘。双方都建立了胜利纪念碑，但很显然雅典才是胜利者。雅典人保全了自己的舰队、纳夫帕克托斯的基地和海上的自由行动。伯罗奔尼撒人害怕雅典的增援部队，于是狼狈地败退了。雅典的增援部队果然很快就从克里特岛赶来了，虽然没有赶上参战，但足以震慑敌军，令其不敢再次进攻。

如果弗尔米奥在此役中被打败，雅典人就不得不放弃纳夫帕克托斯，于是就再也不能阻碍科林斯和其他伯罗奔尼撒国家与西方的贸易了。如果雅典人在海战中失败，还会极大地动摇他们的自信心，并鼓励敌人开展更大胆的海上行动。那样的话，雅典帝国内部就可能发生叛乱，波斯国王也可能加入斯巴达那边。因此难怪雅典人如此热忱地爱戴弗尔米奥，在卫城竖立了纪念他的雕像。他去世后，雅典人还将他安葬在通往学院的路边的国家公墓，让他在伯里克利墓旁长眠。

斯巴达人进攻比雷埃夫斯

克涅姆斯和伯拉西达不愿意带着自己战败的噩耗回国，而是准备加大赌注、做更大胆的尝试。他们同意了墨伽拉人的建议：进攻比雷埃夫斯。这个主意大胆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墨伽拉人指出，比雷埃夫斯港口既没有封闭，也没有人把守；而且雅典人过于自信也准备不足，此时已是11月，航海季节已经结束，谁能想到新尝败绩、狼狈逃离科林斯湾的伯罗奔尼撒海军竟会大胆地进攻比雷埃夫斯呢？伯罗奔尼撒人的计划是打雅典人一个出其不意，他们打算将舰队的桨手经陆路送往墨伽拉在萨龙湾的港口尼萨亚。那里停泊着40艘没有船员的墨伽拉三列桨座战船，桨手们将驾驶这些船只立刻开赴毫无戒心、无人防备的比雷埃夫斯。计划的第一步顺利完成，但到了尼萨亚之后，斯巴达指挥官们“被巨大的风险吓坏了，据说风向也对他们不利”（2.93.4）。于是，他们没有去比雷埃夫斯，而是先攻击和劫掠了萨拉米斯岛，这就让雅典人产生了警觉。雅典得到了烽火警报，城里很快恐慌起来，因为雅典人相信斯巴达人已经占领了萨拉米斯岛，正在杀向比雷埃夫斯。修昔底德相信，如果斯巴达人真的就这么冲过来，是能够成功的，但胆怯让他们付出了巨大代价。黎明时分，雅典人鼓起勇气，派出一支步兵部队守卫港口，还派了一支舰队去萨拉米斯岛。伯罗奔尼撒人刚看到雅典战船的影子，就逃跑了。雅典安全了，雅典人采取措施，以保证未来类似的奇袭不会成功。

伯里克利之死

伯罗奔尼撒人对纳夫帕克托斯和比雷埃夫斯的攻击失败了，海战经验不足导致他们犯下了在战斗中前怕狼后怕虎的错误，并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伯里克利曾预言敌人会发生这样的状况，但他没能活着看到自己的预言成为现实。前429年9月，也就是战争爆发两年六个月之后，他与世长辞了。他的最后时光并不愉快。雅典的“首席公民”遭到了罢免、定罪和处罚。他的很多朋友在瘟疫中丧生，他的妹妹及合法儿子科桑西普斯和帕拉鲁斯也被瘟疫夺去了生命。失去了继承人之后，他请求雅典人使其不受雅典公民权法律的限制。正是他自己在二十年前推出了这部法律，将雅典公民局限于父母双方都是雅典人的人。他与心爱的长期情人阿斯帕齐娅——一个米利都女人——生下了儿子小伯里克利。现在他请求授予小伯里克利公民权。雅典人同意了他的请求。

在伯里克利最后的时光里，国家大事仍然压在他的肩头。他的温和威慑政策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而他的保守战略似乎无法赢得战争。因瘟疫而死的雅典人数量远远超过任何正面作战可能导致的人员损失。人民责怪他是引发战争的人，并怪罪他的战略所造成的严重疫情。在他临终前不久，侍奉他的一些朋友以为他睡着了，于是开始讨论他的伟大、力量和功业，尤其是他为雅典赢得的许多胜利。伯里克利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对他们颂扬他的业绩表示惊讶，因为他相信，这些事情往往是偶然所致，很多人都取得过这样的成功。“但他们没有说到最伟大和最美丽的事情。在世的雅典人没有一个因为我的缘故而戴孝。”（Plutarch，Pericles 38.4）这就是一个内心不安的人向雅典人民做出的回应，这些人民指控他刻意引发了一场原本可以避免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