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第2/3页）

改善管理仅仅是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它是英美占领当局与德国人展开合作的基点。但是，这样做也是为了应对来自东方的“威胁”。在占领初期，苏联人就在柏林成立了民主政权，这一行动早于英国和美国。柏林政权的核心成员是以瓦尔特·乌布利希[304]为首的德国共产党人，在“二战”期间，他们一直在莫斯科活动。斯大林认为，由于他已经在德国人打败沙皇的地方打败了希特勒，所以出于对这一成就的钦佩，德国人应该会为德国共产党投票。但是，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发生，还与斯大林的估计相差甚远。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以恐吓与勒索相威胁，在1946年的复活节强力推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合并，组建了新的德国统一社会党。该党依旧通过惯常的方式统治民主德国。另一方面，在当时，德国东部的民众或多或少还是获得了一些粮食。相比1947年的1到4月，德国西部遭遇了一个充斥了饥饿与酷寒的冬天。美国国务卿伯恩斯的继任者是乔治·马歇尔上将，他乘坐火车穿过了共产党极有可能获得政权的法国和已经成为一片废墟、鬼魂遍地的德国，来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对马歇尔将军说，他相信共产主义者将控制整个欧洲大陆。美国占领军副司令卢修斯·克莱[305]说：“在每天1 500卡路里的共产主义者和每天1 000卡路里的民主信仰者之间，选择是显而易见的。”当时，斯大林已经通过选举把共产主义的旗帜插到了波兰，不久后，他也会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如法炮制。为了应对这一形势，1947年6月，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宣布，美国将驰援西欧。随后，美国拨款50亿美元给欧洲各国，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在已经过去的那个严酷的寒冬，欧洲各国的民众已经被推到了生与死的边缘。在马歇尔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机构被建立了起来，因为就连法国政府也不了解执行马歇尔计划所必需的某些关键统计数据（在一个倡导欧洲经济合作的马歇尔计划组织中，有人发现一名希腊代表在巴黎的办公室伪造数据）。这时，美国占领当局成为了西德的代表，并使西德在国际舞台首次亮相（尽管是间接的）。很快，西欧得救了。在这之后，西欧各国把马歇尔计划的援助用于满足各自的需求。德国人重建了他们的基础设施。在1946年和1947年，英国人把90%的美元收入花在了香烟上。此刻，他们把美国的援助主要用作了对外投资（英国的对外投资迅速恢复，但英国的交通状况却在欧洲垫了底）。

美国所坚持的一条要求是，欧洲国家不应通过对汇率的操纵来把援助的资金截留在各自国内，他们应当通过贸易来使这些资金流转起来。这意味着，法国和比利时（当时的比利时是一个工业强国，它还拥有比属刚果的丰富资源）不可以歧视他国，尤其是德国。荷兰经济的半边天一直由对德贸易来支撑，所以在美国人看来，德国经济的复苏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欧洲支付同盟[306]成立，用以促进欧洲的贸易，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进世界贸易一样。1950年，为了维持工业出口的增长，鲁尔工业区开始囤积原材料，导致德国的新货币德国马克面临贬值压力。这时，欧洲支付同盟及时发挥作用，挽救了德国马克。奇怪的是，尽管美国人担心欧洲像美国那样结成一个大市场，可首先提出欧洲货币一体化概念的仍然是美国人。马歇尔计划的一位负责人提出，这种货币应该称为欧洲货币单元。随后，朝鲜战争爆发，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开始转投重整军备之用。不过在今天，“二战”后太平洋地区的很多金融组织都直接或间接地留存了下来。这些组织有成立于1947年旨在促进国际贸易的关贸总协定（GATT），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有成立于1951年旨在促进煤炭和钢铁联营的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特别是在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该组织使各国之间的合作达到了顶峰。不久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于1949年5月正式成立。

“二战”后的西德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德国人汲取了魏玛共和国的教训。魏玛共和国的宪法过于冗长，在比例代表制下没完没了地进行选举，最后竟然选出来一个希特勒。现在，新的基本法（实际上就是宪法）非常简短，而且切中肯綮，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保持了良好的平衡，同时也维护了民众的利益，比如保护家庭免受过度征税的危害。德国联邦银行力图阻止德国人第三次经历通货膨胀，他们有效地使储蓄和投资回归了良性循环的轨道。1955年，德国的出口早早地超过了英国。在英国，储蓄和投资的循环并没有理顺。此外，奥地利的经济发展也非常不错。战后的德国具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尽管成百上千万的难民曾经经历了不堪回首的恐怖经历，无辜的家庭被迫提着破旧的皮箱离开家园，但他们极少抱怨。来自苏台德地区的德语居民继续过他们的生活，努力获得改善。战后的德国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说，联邦德国最终对民主德国形成了一种磁铁效应，这没有问题，但这种效应所持续的时间之长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期。时过境迁后，德国人与波兰人、捷克人自然就达成了和解。当然，德国人也在文化和心理上付出了代价，失去了民族自信心，这很可能是长期遭受猛烈轰炸的结果。我用下面的话来附议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307]：人们不再唱《苏醒的德国》（Deutschland erwache）[308]，但是德国人已经被它唤醒。

战后的日本与德国非常相似。一开始，美国对日本的占领非常混乱，日本也像德国一样遭受了两年的贫穷。随后，如同在联邦德国发生的一样，管理上的回归和共产主义的胜利引发了一场反思。1949年，共产党打赢了中国的国内战争，失败的国民党部队在蒋介石的带领下撤到了中国台湾。这时，美国人制订了一个复兴日本经济的计划，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就像联邦德国所发生的一样。经济学家皮耶罗·斯拉法[309]在一生当中只做了两个投资决策。他在1945年买入了日本的债券，然后在1960年卖出，换成黄金，结果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

在战后的几十年当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复苏则是非常不同的另一番景象。苏联的复苏一方面得益于来自德国的劳工（莫斯科的很多大型建筑都是由德国战俘修建的）和赔偿物资，一方面也得益于苏联的大规模军备和一直存在的秘密警察（后来演变为克格勃）[310]。但是在农业产出方面，苏联直到1960年才超过沙皇统治时期。1949年，苏联宣布成功爆炸了原子弹，过了一年，朝鲜战争爆发，冷战有可能升级为热战。实际上，朝鲜战争刺激了国际市场对原材料和德国机器的需求，它也使西方的军事经济组织（北约是主要代表）更为稳固，并发挥积极作用。进入20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德国和日本分别成为了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国家。这一不同寻常的巨大变化迟早将对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影响。日本，韩国，甚至包括中国台湾（在1960年，韩国只能出口假发），连同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国都走上了自己的发展轨道。中国的成功促进了苏联的经济发展，但苏联不久后就解体了。这时，德国终于获得了统一。盟军取得胜利的46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