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向马恩河进发（第3/5页）

再往东看，战火在前线燃烧。毛奇指挥他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集团军向法国的第四、第三、第二、第一集团军发动猛攻。法军顽强抵抗，德军后撤，法军再反攻。霞飞开始大批量撤换军官。截至9月6日，他撤换了5个集团军司令官中的2个，任命了7个新军长、20个新师长、2个新骑兵师长。许多军官获得提升。费迪南德·福煦被提升为新第九集团军司令官，他在洛林指挥一个军时表现很好，在随后的撤退中发挥了英雄般的作用。在朗勒扎克领导下做旅长的亨利·菲利浦·贝当（Henri Philippe Petain），由于在与大战早期入侵比利时的德军作战中表现突出，他被提升为师长。

不安变成恐慌。法国政府迁出巴黎到大西洋沿岸的波尔多（Bordeaux）。在如此恐怖、紧急、混乱的局面中，霞飞却能保持一种冷漠的态度，令人发狂般的沉静。这位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的大元帅似乎永远不受惊扰。他有一种习惯十分闻名，无论局势如何，精美的午餐后要小睡一会儿，再用一顿精美的晚餐结束一天的工作，然后睡一夜完整的觉（晚上9点睡，早上5点起）。即使局势十分紧急，他也告诉自己的参谋人员，没有什么可以打扰他的休息。然而，除了吃饭时间和睡觉时间之外，他总是处于运动状态，坐着由一位国际汽车大奖赛冠军开着的大号旅行车，重复不断地走访他手下的将军们，特别是处于左路的将军。这样，他总能触及正在发生的事件，观察下属的工作情况。他在走访中说得很少，即使听到令人震惊的消息或下属请求帮助时，他也不多说。他的这种缄默习惯，使得许多与他打过交道的人说他简直就是假装庄严肃穆的白痴，认为他的主要贡献就是他榜样式的缄默。有人还把他描绘成一个外表坚硬如岩石，内心却隐藏险恶政治野心的自私小人。他解职下属的方式也遭人指责，有人说他解职下属不看表现好坏，而是看下属是不是威胁到他的地位，或者看下属是否会映衬出他的错误。

但是，白痴从来没有能在类似于霞飞所面临的环境里成功过，局势最终按照他所预想的发展。他曾决定从艰苦鏖战的右翼剥离部队，用火车运送到西线。这个决定的后果意义非常重大。他调遣法军，使与德军右翼对峙的法军从8月23日的17个半师，猛增到9月6日的41个师。于是，霞飞逐渐地获得了军事上的最大优势：绝对的兵力优势。霞飞的决定彰显出毛奇的错误：毛奇不断地从其右翼抽调出大约100万兵力，这使得德军的右翼不能实现其战略目标。施利芬在死前吐最后一口气时都在强调的宏大的打击兵力，如今被法国的兵力超越。不仅如此，德军右翼的士兵异常疲惫，供给短缺，食品匮乏，因而变得非常虚弱。毛奇所犯的最大错误，也许就是向德军的左翼增兵，左翼没有危险，左翼胜利的战略意义也不大。相反，毛奇应该向克卢克和比洛增兵，他俩才能带来意义重大的胜利。此外，比利时人破坏了几条关键的铁路线，这明显阻止了毛奇向克卢克和比洛增兵。

与德国人不同，法国人得益于在自己国土打仗的优点，充分利用各种交通线。每24小时，就有32列火车抵达巴黎，从东部运送来士兵和武器。

即使此时，霞飞还是无法阻止大撤退。他等待着，观望着。“人们内心有一种自然的倾向不愿放弃或暂时放弃自己的国土，”他在9月3日写信给战争部长时说，“但我们不能过早地发动攻击，要等待有利的时机。”

此时，毛奇改变了策略，这个改变意义深远，因为这等于毛奇停止了施利芬计划。他命令克卢克和比洛停止前进，原地准备与任何在巴黎集结的法军交锋。其余德国集团军则恢复攻击。第三集团军向南攻击，目标是塞纳河。第四、第五集团军向西进发，目标是凡尔登。第六、第七集团军跨过摩泽尔河，目标是突破法军防线，将法军的右翼包围在凡尔登地区。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大胆的包围行动；坦南堡战役将黯然失色。谁也没有信心这个计划能成功。这个突然的大变化，导致德军陷入一个战略困境。德军的左翼只有攻破沿路上法军坚固的堡垒后，才能使毛奇的新策略获得成功。可是，正是为了躲避法军坚固的堡垒，德军才制订了施利芬计划。

很难判断毛奇改变策略是为了最后的胜利，或许他已经绝望地预感到右翼注定失败。前线有源源不断的凯旋报告送到德军总部，总部里的参谋们看了充满喜悦，毛奇一定不相信那些报告。“我们不能欺骗自己。”他对一位政府官员说，“我们打赢了几仗，但还没有取得胜利。胜利意味着必须消灭敌人抵御的能力。数百万人对峙作战，胜利一方将有大量战俘，我们的战俘在哪里呢？我们缴获的枪械数目较少，这说明法国人撤退的秩序很好，他们是按照计划撤退。困难的工作还在前面。”

毛奇此时远离前线，也不拥有完整的战场信息，但他的直觉是非常可靠的。

背景：法国指挥官

也许猛然一听会让人感到奇怪，几乎所有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国军队的研究都要提及路易斯·劳泽易·德·格朗迈松（Louis Loyzeau de Grandmaison）这个人。格朗迈松是一个职业军人，但军阶不高，在大战中并没有辉煌的战绩，于1915年阵亡（他的这个结局被批评家们说成是一种只能在诗歌中才能找到的正义）。

但是，格朗迈松确实值得关注。在大战开始之前的三年，他是法军总部作战局的陆军中校，他所做的讲演曾吓得法国将军们浑身发抖。他大肆嘲笑法国自普法战争以来的法国军事学说，并提出了一个新学说。他的这个学说很快主导了法国的军事思想。

他的学说，今天被称之为“攻势邪教”，其基本的想法是：战场上取得胜利的关键就是要有一种竭尽全力、永不言退的攻击性。在1914年的法军内部，谁不接受这个学说，谁就会失宠、被怀疑、被贬到次要地位。所以，称之为“邪教”再贴切不过。

这学说的结果是致命性的，几乎接近于毁灭。霞飞手下的将军们，对发动进攻有一种宗教般的信仰，坚信挥舞刺刀的人有能力战胜任何敌人，在大战初期的几个月里，这些信念驱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命令法国士兵用身体去对抗德国人的机关枪和大炮，即使伤亡严重到令人感到惊恐的地步，他们也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

类似的思想在大战前的法国已经流行了几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曾鼓吹，生命力具有神秘的力量，只要法国能控制生命力，就能打败强大、富裕的邻居德国。费迪南德·福煦是另一个鼓吹者，这位有才华的战略家和军事理论家于1908年成为巴黎军事学院的总监。他在自己的书中写道：“有征服欲是赢得胜利的首要条件。”格朗迈松进入巴黎军事学院的时候，福煦是该校教师，所以格朗迈松是福煦的门徒。仅几年的工夫，格朗迈松就独创出“肆无忌惮地发动进攻”的新教条，他比老师福煦走得更远。对早已厌倦听到法国的唯一希望就是防御德国战争机器的法军军官来说，格朗迈松的言辞有一种神奇的抚慰作用，他们感谢格朗迈松的学说。格朗迈松坚持认为，将军的任务就是去征服。这种说法，对法国军官来说听上去简直就是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