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新计划（第4/4页）

英国公众面对大战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大战前的20年里，德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并且崛起为一个海军强国，德国的进步激起许多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竭尽全力地叫喊。那个时代也有一个类似当今的鲁珀特·默多克式的人物——阿尔弗雷·哈姆斯沃思（Alfred Harmsworth，他的贵族名字更有名，叫诺斯克里夫男爵）。他拥有几家报纸，定位于不同的公众群。他在自己所拥有的报纸上警告读者德国的威胁。有许多与他竞争的报纸反对他，其中的一个抱怨道：“一种不以事实为基础的反德国心态。”大战爆发后，记者不许接近前线，诺斯克里夫和他的竞争对手都没有抱怨必须依赖官方的信息来源去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他们看不出抱怨的理由。许多人认为他们有责任不告诉公众事实，但是必须保持公众的士气高涨。

1914年8月，英国建立出版局（由温斯顿·丘吉尔建立，他总是以最广泛的眼光看待自己可能的责任），其任务就是决定什么可以出版发行，什么不可以出版发行。此后不久，英国通过一部法律《王国防卫法案》，它规定出版发行“很可能直接或间接对敌人有用的”任何东西是非法的。与此同时，英国建立秘密战争宣传局，其任务是帮助外交部向中立国示好。在英国国内，宣传机制相对简单。国内宣传不突出操纵国内舆论的任务，而把工作重点放在防止公开一些有损英国人胜利信心的信息，或者防止公布有损英国远征军形象的信息。由于公众中没有多少人质疑战争的动机，所以国内的宣传相对简单。

大战之初，法国政府把管理战争新闻的任务留给霞飞和他的参谋们。这个简单的新闻体系在大战的前半程效果不错，就如英国一般，其原因也很简单：报纸满足于从军方获得信息，公众之中很少有人愿意质疑或抱怨。德国进入大战的时候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新闻宣传体系，但是，这个体系不针对德国国内，而是瞄准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当英国切掉了德国与西半球的电缆联系后，德国宣传攻势被削弱了。从大战一开始，与英国和法国相比，德国没有有效的体系塑造本国民众的意见。随着战争不断拖延，德国有许多问题呈现恶化的趋势，舆论控制问题也是其中之一，但舆论控制问题的恶化趋势部分原因与德国社会的一些独有特征有关。容克精英既不喜欢也害怕城市大众，除了只想获得他们的默许和服从之外，其他一概不想要。容克精英不允许公众的意见有影响力。

在大战的头两年里，这3个国家的新闻审查制度虽说严格，但也比较容易维持（取缔不与政府合作的出版物），主要目标是向人民保证战争肯定能打赢，同时把敌人描绘成魔鬼的化身。他们使用的方法很直观，让我们当代人觉得有些滑稽。德国的新闻都有一个固定情节，把德国描绘成正在与一群魔鬼搏斗，这群魔鬼正肆无忌惮地想用阴谋毁灭德国。英国和法国采取本质相同的剧本，剧本的内容是英法为了保护文明正在与企图统治世界的匈奴后裔做斗争；甚至协约国报纸上暴行类的新闻与轴心国的同类新闻有对应关系。英法的新闻报道说德国人为了使法国青年永远不能当兵竟砍去他们的双手，还说德国人强奸幼女、用刺刀挑婴儿。德国公众被告知，俄国人在东普鲁士的湖里下毒药，并切除俘虏的肢体，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挖出俘虏的眼睛。撒谎就如同流行病，许多报纸把俄国压迫犹太人的老照片找了出来，借以证明德国人正在掠夺比利时。即使了解事实的官员也不能免于患撒谎流行病。劳合·乔治在担任首相之前就对公众说：“德国的新哲学就是要毁灭基督教。”

当战争进入第3年后，新闻审查制度又发生改变，而且是向更坏的方向发展。由于罢工和抗议在英国出现蔓延的趋势，英国政府十分警觉，开始把和平主义者和有良知的反对者作为谴责的对象。如果和平主义领导人（许多都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以前比较沉默）胆敢在工人集会时讲演，英国政府就逮捕他们。随着工人越来越处于不安的状态（英国军需品生产在1917年5月曾陷入暂时停顿之中），英、法、德都试图掩盖真正的原因：生活成本上扬，在恶劣条件下长时间工作，缺乏食物。在这3个国家中，罢工是叛国罪，政府增加力度迫使公众顺从。

1917年是一个转折点，劳合·乔治自2月份建立信息部，对公众所能获得的信息加紧控制。4个月后，他建立国家战争目标委员会，让前任首相阿斯奎斯担任其主席。这个具有古怪名字的委员会，其主要任务不是去制定英国的战争目标（英国有意将战争目标变得相当模糊，避免内部政治分歧公开），也不是回应德国的宣传，而是消除国内的不满情绪。英国政府为这个委员会分配了前所未有的24万英镑活动经费，工作重点放在用德国暴行的可怕故事（一般是编造出的）笼罩住工人骚动的新闻。这个委员会的目标就是要说服工人们相信，与野蛮的敌人谈判不可能有和平。

法国在外交部下建立了一个主管宣传的机构，但它的目标是国内民众。它也把主要精力放在报道德国人的暴行上，放在宣传这场大战是为了保护正义和自由而进行的一次十字军东征上，放在描述这场斗争的精神实质上。鲁登道夫使出类似的招数回应，他发起一个名叫“爱国教育”的活动。活动的目的，就是要提醒越来越气馁的德国民众一个无法躲避的事实，为了拯救文明就必须战斗。鲁登道夫说：“在实际政治事件出现之前，必须进行良好的宣传工作。它应该像一个领跑者一样去塑造公众的意见，而又不留下任何操纵的痕迹。在政治任务变成行动之前，人们必须相信其必要性和道德动力。”鲁登道夫正在演化成一个彻底的现代意义上的将军，一个创新者，一个不仅知道战场战术而且知道如何使用公共关系的军人。

所有宣传的后果都是可悲的。宣传家们使战争的赌注超过理智的限度，他们迫使失败的一方感到自己遭受到可怕的、无法补偿的、不公正的待遇。同时，赢得战争的一方几乎无法理智地对待被自己打败的种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