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尼韦勒的进攻（第4/6页）

贝特曼–霍尔威格头脑比较冷静。他常改变主意，喜欢搞折中，他的朋友和敌人都被他激怒了，但他有一个不变的信念，德国唯一的希望就是和平谈判。他认为德国应该进行宪法改革，或者说是要民主化，只有民主化才能提高国家的整体士气。他在4月份公开支持取消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在这种选举制度下，所有政治权利都归属于有财产的阶层。贝特曼知道，战争使这些安排变得难以维持，因为人民再也不愿容忍那些有财产的阶层。然而，他的改革建议非但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却增加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敌人。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变得更加肯定他是一个披着官僚外衣的激进分子，必须把他清除掉。德皇是一个喜欢闲聊的人，说话越来越没有确定性，他基本上同意贝特曼的观点。由于他坚持不替换贝特曼，保守派越来越蔑视他的存在，他变成了一个边缘人物。

法国遇到的问题比德国要严重多了，相比之下，德国的问题几乎是琐碎的小事。尼韦勒进攻失败后，法军内部出现公开叛变，涉及叛变的人数之多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这些人拒绝执行命令，侮辱甚至杀伤军官，有的还逃跑了。部队拥挤在巴黎周围，秩序极度混乱。法国有关兵变的档案到2017年才能开封，但是根据目前知道的情况判断，法国共和国在兵变最高峰期险些崩溃。在兵变发生后6周里，西线的法军一半部队处于瘫痪状态，一名军官称之为“一种极端怀疑倾向，一支没有信念的军队”。法国政府的说法较委婉，把兵变描绘成一个“集体无纪律”问题。

除了极少数例外，法军兵变的本质不是革命的冲动，其目标不是推翻政府，也不是停止战争。实际上，士兵在做自发的罢工，士兵用这种方式表明不愿继续生活在难以容忍的条件下，拒绝无目的的死亡。所以，法军兵变的危险性是可以有效地平息的，方法是采取实际措施尽量使士兵们理解困苦的合理性，尽量降低困苦的程度使士兵们能容忍。与俄国不同，法国有条件进行必要的改革。法国的有利条件是：有足够的粮食、足够的物资、足够的钱、能力较强的政府。

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德国对法军兵变一无所知，也就无法利用这次兵变危机。如果德军能在兵变处于高峰期时反动攻击，德军便能轻松地攻入巴黎。在德国发力前，贝当开始履行法军总司令官的职责。贝当给协约国带来福气。

贝当一上台立刻采取有力的措施，就像他1916年在凡尔登一样。他表现出精准的判断力，一方面，他不进行过度镇压，避免刺激士兵萌生更强烈的抵抗情绪；另一方面，他不允许部队陷入更严重的无意识状态。首先，他重新整肃纪律。数千兵变魁首被逮捕，接受审讯。大约5000人被判死刑，但实际上只有数百人被执行死刑（真实数目有待档案开封）。许多人被送进监狱，还有许多人被送到法国殖民地。那些回到军队的士兵发现他们必须遵守纪律还有传统的军纪，未见任何折中妥协。

同时，贝当开始着手解决触发兵变的错误。他说：“不要忘记，那些兵变者与我们一起在战壕里已经忍受了3年，他们是我们的士兵。”他答应满足士兵们提出的各项要求——好一些的食物、从前线退下后能有好一些的居住条件、申请休假要公平、停止既浪费大量生命又毫无意义的进攻。后来，他都兑现了这些承诺。贝当本人在危机期间亲自访问了90个师，站在汽车上向士兵们喊话，耐心聆听问题和抱怨，给予直截了当的回答。他是一个真正关心法国士兵生活的将军，这个名声给了他巨大的优势。

贝当扭转了危机。在危机最紧急的时候，5月底6月初，每天都有十几次的骚乱。有人开始谈论政治革命，迫使战争结束。但是，到7月中旬时，兵变行为基本消失了。贝当言行如一：不仅数万士兵离开战场去度假，而且沿路上获得优惠待遇，帮助他们尽快回到家中。不仅修建供前线退下士兵休息的设施，而且把这些设施设置在远离敌方大炮轰击的地方。贝当无法立刻兑现绝不再发动疯狂浪费士兵生命的进攻的诺言，但是他努力告诉士兵进攻的理由，士兵们似乎开始信任他。

即使兵变危机过去了，法军的状态也未恢复到正常水平，还是无法展开大型进攻。德军在经历了阿拉斯和舍曼代达姆战役后，也处于较虚弱的状态；大部分俄国军队处于分裂状态；奥地利、土耳其、意大利只能在各自的阵地虚弱地摇摆。各国都面临崩溃的危险，但危险程度各不相同，有的是可能，有的似乎就在眼前。

英国的情况与其他交战国都不相同，似乎离灾难还有一段距离。德国的潜艇战正处于高潮期，给英国带来极大困难，仅在4月份就有84万吨货物被击沉，潜艇战的策划人员认为，每月必须再多击沉三分之一的货物才能制伏英国。但是，英国似乎找到了解决方案。5月初，一支从直布罗陀出发，由驱逐舰护航的商船队，安全抵达英格兰。英国海军上将们一直不愿为商船护航，这需要队列中的舰船都以最慢的速度航行，因为这违反他们的直觉。但是，劳合·乔治一看到初步的护航结果，坚决要求继续护航，他决不许德国潜艇有机会实现其目的。英国经历的动荡，不是政治方面的，而是劳资方面的。工人们罢工，他们要求涨工资，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社会主义分子抗议，他们要求和平。但是，这些动荡与发生在俄国、奥地利、德国的动荡截然不同。英国远征军在阿拉斯遭受严重损失，但比法国遭受的损失要小多了。

英国和英国军队似乎很有福气。

但是，那福气马上就要消失了。

背景：战争和诗歌

人们常说，历史剧变改变一切。这句话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说是千真万确的。大战确实改变了一切：不仅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永久地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的方式。大战就像是一个黑洞，使得大战后的世界与大战前的世界隔离开来。

塞缪尔·海因斯（Samuel Hynes）在他杰出的研究著作《幻想中的战争》中写道：“1914年至1918年间的事件给现代英国历史带来最重要、非常广泛的文化变异。”为了理解这种变异的本质，只需要观察战争期间的文学，观察文学如何奇异地停止，接着好像死去一般，然后又重新开始，文学的新起点此时已经出现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平面上。这种文化现象不仅在英国如此，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发生着。

战争开始后，人们的写作欲望随之爆发。那个时代没有广播和电视，诗歌对数百万计的人来说非常重要，在1914年8月期间，每家报纸每天都能收到数百首诗歌投稿。这些诗歌大都出自非职业作者之手，但主题都非常高尚：伟大的十字军出征、伟大的理想、战死的勇士的英雄主义。如果诗歌作者提交的作品没有表现出战争的高尚之处，报社的编辑几乎没有任何兴趣刊登，这种情况在奥地利、英国、法国、德国、俄国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