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凡尔赛、魏玛和啤酒馆政变（第3/10页）

它有什么地方是这么不能容忍的呢？它把阿尔萨斯一洛林归还给法国，一小块领土归还给比利时，石勒苏益格邦一小块领土在经过公民投票后归还给丹麦，而这是俾斯麦在上一世纪同丹麦作战胜利后从丹麦那里割取的，它也把德国人在瓜分波兰时夺去的领土归还给波兰，其中一部分还要经过公民投票。这是使德国人最为恼怒的规定之一，使他们不满的，不仅因为给了波兰一条通向海路的走廊使得东普鲁士同祖国隔绝，而且因为他们瞧不起波兰人，认为波兰人是劣等民族。同样使德国人恼怒的是，和约强迫他们接受发动战争的责任，要求他们把德皇威廉二世和八百名左右其他「战争罪犯」交给协约国。

赔款数目以后再规定，但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之间先要付一笔五十亿美元的金马克，如无现款，可以付某些实物——如煤、船只、木材、牛羊等等。

不过最伤害德国人自尊心的是，凡尔赛和约实际上解除了德国的武装，从而，至少暂时，排除了德国在欧洲称霸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受到痛恨的凡尔赛和约，不像德国强使俄国接受的和约，在地理方面和经济方面基本上并没有触动德国，保持了它作为一个大国的政治统一和潜在力量。

魏玛临时政府，除了埃尔兹伯格一人例外（他主张接受和约，理由是它的条件是能够轻易规避的），都坚决反对接受凡尔赛命令——现在大家这样来称呼和约了，站在政府背后作为后盾的是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从极左直到极右。

陆军怎么样呢？如果拒绝接受和约，陆军能够抵抗协约国不可避免要从西方发动的进攻吗？埃伯特向最高统帅部提出了这个问题。最高统帅部这时已迁到波麦腊尼亚的科耳堡。六月十七日，陆军元帅冯·兴登堡在认为德国军事抵抗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格罗讷将军推动下答复称：

一旦战端重启，我们能够重克波兹南省（在波兰），守住东部边境，但是在西部，很难指望我们能够抵抗敌军的重大攻势，因为协约国在人力上占优势，而且他们有能力在两翼包抄我们。

因此，总的来说，军事行动是否能成功，是颇可怀疑的，但是作为一个军人，我不能不感到，与其接受耻辱的和平，不如光荣地战死沙场。

这位受人尊敬的总司令的最后一句话是完全符合最优秀的德国军事传统的，但是其诚意却大可怀疑，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了德国人民当时并不知道的一个事实：兴登堡同意格罗讷的看法，这个时候抵抗协约国不仅是没有希望的，而且有造成陆军珍贵的军官团的消灭、甚至造成德国本身灭亡的可能。

但是协约国现在要求德国提出明确的答复。在六月十六日，即兴登堡书面回答埃伯特前一天，协约国向德国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碟：必须在六月二十四日以前接受和约。否则停战协议即告失效，协约国将「采取它们认为为实现它们的条件所必需的步骤」。

埃伯特再一次求救于格罗讷。如果最高统帅部认为军事上抵抗协约国有些微的成功可能，埃伯特答应设法使议会拒绝接受和约。但是他必须立刻得到一个答复。最后通碟规定的限期六月二十四日来到了。下午四点三十分的时候，内阁还在开会以求作出最后的决定。兴登堡和格罗讷再一次商量。「你同我一样明白，武装抵抗是不可能的事，」年迈力衰的陆军元帅说。但是，正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在斯巴一样，他当时没有勇气把无情的真相面告德皇，而把这件不愉快的任务交给了格罗讷，这一次他又不愿亲自把真相告诉共和国临时总统。他对格罗讷说：「你可以把答复告诉总统，同我去告诉没有什么两样。」再一次，这位将军义不容辞地担当了原来属于元帅的最后责任。虽然他也一定知道，他这样做最后将加倍地肯定在军官团面前成为替罪羊，他还是把最高统帅部的意见在电话中告诉了总统。

既然军队的领导人承担了责任——但是这一点在德国马上被忘怀了——国民议会就松了一口气，终于以绝大多数通过签订和约，这个决定通知克莱孟梭时，距离协约国最后通碟的限期只差十九分钟。四天以后，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和约在凡尔赛宫的明镜殿签了字。



二 一个不和睦的家庭

从那一天起，德国成了一个不和睦的家庭。

保守派既不接受和约，也不接受批准和约的共和国。从长远来说，陆军也不会接受——格罗讷将军是例外——虽然它曾宣誓要支持新的民主政体，而且签订凡尔赛和约的最后决定也是它自己作出的。尽管发生了十一月「革命」，保守派仍旧掌握着经济实权。他们拥有工业、大庄园和全国大部分资本，他们的财富可以用来、而且实际上也的确是用来资助各个政党和从今起努力败坏共和国声誉的政治报纸。

和约的墨迹未干，陆军就已经开始规避和约的军事限制。由于社会党领袖的胆怯和短视，军官团不仅能够按照普鲁士原来的传统保持了陆军，这一点已见上述，而且还能够成为新德国的真正政治力量中心。直到寿命不长的共和国的最后几天为止，陆军一直没有把它的命运押在任何一个政治运动上面。但是在十万新国防军的杰出创建者汉斯·冯·西克特将军的领导下，陆军为数虽少，却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对德国的内外政策有越来越大的影响，最后终于达到了共和国的继续存在要取决于军官团的意志的地步。

作为国中之国，它对全国政府保持独立地位。按照魏玛宪法，像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军队那样，陆军应该从属于内阁和议会。但是它却没有如此。军官团也没有清洗掉它的保皇反共和的思想情绪。少数社会党领袖如谢德曼和格尔兹辛斯基主张将陆军「民主化」。他们看到了将陆军交还给有着极权主义、帝国主义老传统的军官的危险。但是他们不仅受到了将军们的有效反对，而且也受到了他们自己的、以国防部长诺斯克为首的社会党同志的有效反对。这位无产阶级出身的共和国部长公然大言不惭他说，他要恢复「军人对世界大战的骄傲记忆」。合法选出的政府没有能够建立一支忠于它自己的民主精神、服从内阁和国会的新陆军，这是共和国的一个致命错误。时间后来证明了这一点。

没有清洗司法系统是另一个致命错误。司法当局成了反革命的中心之一，滥用法律来为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不可能逃避这样的结论，」历史学家弗朗兹·L·纽曼说，「政治审判是德意志共和国生命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一九二○年发生卡普政变后，政府对七百零五人提出叛国罪起诉，只有一个人即柏林警察局长受到了判决——五年「光荣监禁」。普鲁士邦不发给他年金时，最高法院还下令照旧发给。德国某地的一个法院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裁决，要发给卡普政变军事首脑冯·卢特维茨将军积欠的年金，包括他在反叛政府的时期和他逃匿在匈牙利躲避法律制裁的五年期间的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