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盟军对西欧的进攻和德国内部杀害希特勒的尝试（第4/25页）

格斯道夫后来叙述了当年所发生的事情。

第二天，我在大衣两边口袋里各装了一个带十分钟信管的炸弹。我打算尽可能靠近希特勒，这样至少可以把他炸得粉碎。当希特勒——走进展览厅的时候，施蒙特过来告诉我，希特勒准备只用八分钟或十分钟参观展览。固此，不可能实行这次暗杀了，因为即使在正常的温度下，信管至少也需要十分钟。这个最后一分钟的改变计划，是希特勒典型的保安诡计，又一次救了他的命。格斯道夫说，特莱斯科夫将军在斯摩棱斯克「手里拿着一只跑表」，焦急地和期待地听着仪式的实况广播。当广播员宣布，希特勒进了展览厅只停留了八分钟就离开时，这位将军知道，又一次尝试失败了。

后来至少又有三次密谋分子称之为「大衣」行刺希特勒的尝试，但下面我们将会看到，每一次都遭到类似的挫折。

一九四三年初，在德国发生了一次自发性的事件。这次事件虽然规模不大，但有助于使抵抗运动萎靡不振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而到那时为止，抵抗运动想除掉希特勒的所有尝试都告挫败了。这次事件又是一个警告，说明纳粹当局对于最起码的反对的表示，会采用多么残酷无情的手段。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过，德国的大学生在三十年代初期，曾经是最狂热的纳粹分子。但是，希特勒的十年统治使他们幻想破灭了。德国不能赢得战争，特别是当一九四三年来临的时候，发生了斯大林格勒的灾难，这就使这种幻灭感更加尖锐起来。慕尼黑曾经是产生纳粹主义的城市。慕尼黑大学现在却成了学生反抗运动的温床。领头的人物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医科学生汉斯·舒尔和他的二十一岁的妹妹、学生物学的沙菲。他们思想上的导师是一个哲学教授，名叫库特·休伯。他们利用称为「白玫瑰通信」的方式，在其他大学里进行反纳粹的宣传，并且同柏林的密谋分子也取得了联系。

一九四三年二月里的一天，巴伐利亚纳粹党领袖保罗·吉斯勒在收到了秘密警察送给他的一批这种信件之后，召集了学生开会。他在会上宣布，身体不合格的男生——身体合格的都已被征入陆军服役——将被分配去做某种更有用的战时工作。接着，他不怀好意地对大家瞟了一眼，提出要女生们为了祖国的利益每年生一个孩子。

他还说：「如果有些姑娘缺少足够的姿色去勾上男人，我可以把我的副官分配给她们——而且我能保证她们尝到妙不可言的滋味。」

巴伐利亚人虽然素以有点粗俗的幽默著称，但是学生们对这种下流话是受不了的。他们把这个党领袖轰下了台，又把来保护他的几个秘密警察和党卫队人员赶出会场。当天下午，反纳粹的学生在慕尼黑街道上举行示威，这在第三帝国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学生们在舒尔兄妹领导下，开始散发小册子，公开号召德国青年行动起来。二月十九日，一个宿舍管理员看到汉斯·舒尔和沙菲·舒尔从大学的阳台上撒传单，就向秘密警察告了密。

他们送命的经过是迅速而野蛮的。他们被拉到可怕的「人民法庭」上，由庭长罗兰·法赖斯勒主持审判。法赖斯勒大概可以说是第三帝国中继海德里希之后最阴险和最嗜杀的纳粹分子，本书以后还要提到他。他们被判定犯了叛国罪，宣判死刑。在受讯时，沙菲·舒尔被秘密警察拷打得十分厉害，她出庭的时候，有一条腿已经折断了。但是她的精神仍然不屈。对法赖斯勒的野蛮威吓，她平静地回答：「你同我们一样都知道，这场战争已经输定了。为什么你这样卑怯，不敢承认这一点？」

她撑着拐杖，一步一拐地走向绞刑架，极其英勇地迎接死亡。她的哥哥也是这样。休伯教授和另外几个学生在几天之后也被处死刑。

这一事件促使在柏林的密谋分子看到他们面临着的危险。这时，在密谋分子中间，某些领导人的轻举妄动，经常引起其他领导人的担心。戈台勒本人嘴巴太不牢。波比茨在努力试探希姆莱和党卫队其他高级军官参加密谋集团的可能性，这是极端冒险的。为人十分独特的威兹萨克在战后喜欢把他自己描绘成坚决的抵抗分子，但在当时他吓得同最亲密的朋友哈塞尔断绝一切来往。他指责哈塞尔（还有冯·哈塞尔夫人）「轻率得令人难以置信」，还警告说，秘密警察正在跟踪哈塞尔。

秘密警察还在监视着其他许多人，特别是多嘴的、自信的戈台勒。一九四三年三月，是密谋分子受挫折的月分，他们两次行刺希特勒的尝试都流产了。紧接着，秘密警察又给了他们一次打击。但是，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打击主要不是由于专门的追踪技术，而是两个情报机构、即武装部队谍报局和希姆莱的中央保安局倾轧的结果，中央保安局主管党卫队的情报机构并且想把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撵走，接管他的谍报局。

一九四二年秋天，一个名叫施密特休伯的慕尼黑商人，因为私运外币越境到瑞士而被捕。他实际上是谍报局的一个特务，但他长久以来运出国境的钱是给在瑞士的一群犹太难民的。在第三帝国，一个德国人的最大罪过莫过于此了，哪怕他是一个谍报局特务也罢。由于卡纳里斯没有营救施密特休伯，这个特务就开始向秘密警察供出他所了解的谍报局的情况。他攀出汉斯·冯·杜那尼。杜那尼同奥斯特上校一样，一直是密谋集团的核心分子。施密特休伯告诉了希姆莱手下的人，一九四○年约瑟夫·缨勒博士到梵蒂冈去的任务，是通过教皇同英国人搭上关系。他透露了一九四二年波霍弗牧师用谍报局发的伪造护照到斯德哥尔摩去访问契切斯特主教的事情。他还暗示出奥斯特想除掉希特勒的各种计划。

经过几个月的侦察，秘密警察行动了。一九四三年四月五日，杜那尼、缪勒和波霍弗被捕。奥斯特在这期间已经设法销毁了大部分罪证文件，在十二月间被迫辞去谍报局职务，在莱比锡被软禁起来。

这对密谋集团是一个沉重打击。施拉勃伦道夫谈到奥斯特时说，他是「一个上帝要塑造的那种样子的人，头脑清楚而沉着，危险临头仍镇定如常」。从一九三八年试图搞掉希特勒以来，奥斯特一直是密谋集团中关键人物之一。杜那尼的职业是律师，他一直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助手。新教牧师波霍弗和天主教神甫缪勒，不但为抵抗运动带来巨大的精神力量，而且在历次国外活动中，表现出个人英勇不屈的典范。他们被捕之后，备受酷刑，但仍拒绝出卖他们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