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死亡筵席（第3/9页）

没有人再打听斯坦纳的情况。希特勒只是要求把这位党卫军大队的指挥官就地解职，其职务由霍尔斯特中将接任。可他的命令不再能传达到埃伯斯瓦尔德地区了：斯坦纳花了好多口舌，说服了霍尔斯特让他继续执掌指挥权。四月二十八日一早，克莱勃斯催得更紧了。他通知凯特尔：“领袖期待着快速增援。至多只有四十八个小时了。到时如果援军不到，那就太晚了！领袖让我再次强调这点！！！”

为了显示地下避弹室发出指令的重要性，凯特尔去找海因里希将军面谈。后者没有执行收到的命令，而是指示曼陀菲尔将军的坦克部队后撤。会晤在新勃兰登堡南面的一个十字路口进行。朝各个方向去的通道都塞满了黑压压的逃难人群，他们筋疲力尽，面容憔悴，胡乱地朝着某个方向走着。海因里希带着曼陀菲尔一道来了，可还没等相互问候完毕，凯特尔就开始训斥这两名军官怎么可以擅自做主。本来是命令他们留在奥得河一线，不可后退一步，全力死守这条阵线。他每说一句话，就用元帅杖使劲敲打另一只手。海因里希试图向他解释情况，说以他手头的部队他不可能长期坚守奥得河阵线。他不会让他的士兵投入无望的战斗，另外，他需要补充有生力量，否则他只得继续发布后撤的命令。

凯特尔继续挥舞着他的元帅杖。他粗暴地说，海因里希不该指望有新的力量加入，而是应该进攻。这是元首的命令，他必须执行。当海因里希回答说，曼陀菲尔将军没有接到元首的这样一个命令时，凯特尔眼睛盯住了曼陀菲尔，可他只是言简意赅却意味深长地解释说：“陆军元帅先生，坦克第三军只听曼陀菲尔将军的指挥。”凯特尔激动地回答说：如果部队守不住它们的阵地，就开枪制止后退，这样部队就能坚持住了！

也是凑巧，此时正好有一辆卡车驶过，上面坐着两个疲惫不堪的空军士兵。海因里希命令他们过来，然后对凯特尔说：“陆军元帅先生，您有机会惩罚他们以儆效尤！您开枪把这两个人打死吧！”凯特尔十分尴尬，结结巴巴地说“逮捕”，“送交军事法庭”，然后就驾车离开了。

这次会晤至少表明，海因里希离开元首那些错乱的命令已多远，他所遵循的目标，是要拯救他那已处于毁灭之中的军团，保护平民老百姓。第二天早晨，海因里希又与凯特尔通了电话，他提到他对部队所负有的责任，但马上遭到了斥责。“您不必担负什么责任，”凯特尔说，“而是执行命令！”将军回答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他只能告诉陆军元帅，他将辞去他的司令职务。电话的另一头出现了几秒钟尴尬的沉默。凯特尔然后说：“海因里希大将先生，根据领袖授予我的全权，我现在就解除您对维斯瓦军团的指挥权。请您留在您的指挥所听从调配！”

在地下避弹室里，那残留的一点希望也在慢慢消失。四月二十八日晚上，当谣传俄国人已到达威廉大街的头上，波茨坦广场上已展开血腥的肉搏战时，又传来一条消息，这条隐隐约约的消息已在白天引发了骚动，可现在通过路透社的报道得到了证实。报道说，党卫军的帝国领导海因里希•希姆莱试图通过瑞典外交官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与西方强国单独谈判，甚至已宣布“实施无条件投降”。

这消息给了希特勒当头一棒。他认为戈林腐败，在阿图尔•阿克斯曼面前称，对施佩尔是在最后一段时间里的另一种失望，认为他是个反复无常、不通世故的艺术家。他们在考验他们的时刻露怯了，这是预料之中之事。但希姆莱，他在嘴上一直表示要忠心耿耿，并发誓把领导“党卫军这个雅利安日耳曼男人骑士团”作为行动的最高准则，他的背叛意味着世界末日的到来。“他像发了疯似的大吼大叫，”汉娜•莱契记下了当时的情景，“他脸色发紫，几乎辨不出脸的形状。”他与戈培尔和鲍曼一起走进他的私人房间。“他的脸似石灰水般煞白”，汉娜•莱契继续写道，给人以“生命行将结束的印象”。

希特勒简短地说了几句话，竭力地克制着自己，随后，在午夜时分来到格莱姆躺着的病房里。他坐到床沿上，吩咐这位刚被任命的空军最高指挥官，立即动身前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普伦，让邓尼茨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给予希姆莱应有的惩罚。“一个叛国贼不能成为我的继承人，”他说，“要想办法，不让他的阴谋得逞。”格莱姆没有答应，后来汉娜•莱契也表示不能从命。他们已决定，他们坚持说，他们要留在地下避弹室，与希特勒一道去死。再说此时已不可能从柏林往外走了。

可希特勒坚持自己的决定。他说，他让飞来一架“阿拉多 九十六”，而且已获悉，飞机已降落在打得不可开交的东西主干道上。随后他递给汉娜•莱契两个梨状瓶毒药“应急”，接着起身告别而去。“在波茨坦那儿，已听得到德国人的炮火声了。”离开房间时他说道。随即他通过走道往外走，对每一个从身边走过的人，都说上一番不同的话，发泄着他心中的恼怒。他说，他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希姆莱在维斯瓦河失利，为什么党卫军在匈牙利的进攻以失败告终，为什么斯坦纳拒不执行进攻命令：所有这一切都是背叛和阴谋。他还说，这位党卫军的帝国首领，甚至打算把他活着交给敌人。在这个时候，还待在地下避弹室的人们都在心急火燎地给他们的家里写告别信，写好后交给或许是最后一名离开柏林的信使汉娜•莱契。她脸上挂满了泪水，与格莱姆一起随后离开了地下避弹室。“人们该怀着敬畏的心情在祖国的祭坛前下跪。”她在后来对科勒尔将军描绘她的感情时说道。格莱姆则动情地说，当他们极不情愿地出城以后，在元首身边的日子，对他来说，就像汲取到了“青春和活力的源泉”。

地下避弹室里还在回响着对背叛的大声谴责时，晚上十点左右，魏特林将军出现了，他带来的消息，让最后一点指望都宣告彻底破灭。他报告说，俄国人“一个接一个地突破阵地”，我们已经没有后备力量可用了，来自空中的供给或多或少地要停止了，最后，为了结束“给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他建议，“作为一名士兵，要敢于从柏林这个铁桶中突围出去”。

但还没等希特勒和克莱勃斯对他的表述发表看法，戈培尔——就像魏特林所记录的那样——就“用激烈的言辞”“指责我，并把我有根有据的说法说成是极为可笑的”。克莱勃斯让希特勒做决定，他在“做了长时间的思考后”，又一次归纳了他的不同看法，即他不答应第九军早就提出来的突围要求。“无论如何要挺住！”这是他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在所有的防御战役中所反复强调的格言。突围，就像他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掩盖性的后撤。即使照魏特林将军的建议做会获得成功，将军归纳希特勒的话说：“我们也只会从一个铁桶钻入另一个铁桶。他，作为领袖，要么在露天旷野，要么在一处农舍里或是相似的某个地方栖身，在那儿等待死亡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