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残酷的证言（第4/9页）

另一名苏军士兵讲述道：

报纸上报道：有一个团在进行军事演习和射击训练……我们读到这条消息时，觉得很不是滋味。我们曾经乘坐汽车去过那些地方，这种汽车的轮胎用改锥一捅就漏气，对于敌军来说是再好不过的射击靶子。每天都有人向我们开枪，每天都有人被打死……和我并排坐的一个小伙子被打死了……他是第一个我亲眼见到的被打死的人……那时，我们互相还不太了解……对方是用迫击炮打的……他身上留下了很多弹片……他拖了很长时间才咽气……他有时还能认出我们来。他死前呼唤的，是我们不熟悉的人名……

被派到喀布尔前不久，他差一点和一个人打起架来，他的一位朋友把他从我身边拖走，对和他起冲突的人说：“你和他吵什么，他明天就要飞往阿富汗了！”

我们在那边可从来不像在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锅，自己的勺子。在那边，大家共用一个锅，我们有八个人。不过，阿富汗的故事并不吸引人，也不是侦探故事片。

一个被击毙的农民躺在地上，孱弱的身躯，一双大手……射击时，你会祈求（祈求谁，我不知道，也许你是在祈求上帝）：大地裂个缝，让我躲进去……石头裂个缝……

几条专门用来寻找地雷的狼狗，在梦中可怜巴巴地龇着牙。狗也会负伤，也会被打死。被打死的狼狗和被打死的人并排躺在一起，缠着绷带的狗和缠着绷带的人并排躺在一起。人没有大腿，狗也没有大腿。雪地上分不清哪是人的血，哪是狗的血。

缴获的武器堆放在一起：中国造的、美国造的、巴基斯坦造的、苏联造的、英国造的，这些东西都是用来消灭你的。恐惧比勇敢更有人情味，因为害怕，你就会怜悯，即使是怜悯自己……你把恐惧逼到潜意识里去了。你不愿意去想自己会躺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地方，样子又可怜又渺小。人已经飞向宇宙了，可是现在人们和几千年前一样还在相互残杀，用子弹，用刀子，用石头……在村庄里，他们用木杈捅死我们的士兵……

我在1981年回国。到处是一片欢呼声，我们完成了国际主义使命。火车抵达莫斯科时是早晨，天刚亮。等到晚上再换乘，就得白白浪费一天时间，我可办不到。有什么车顺路，我就搭什么车，乘班车到加加林站，然后搭过路车到斯摩棱斯克，从斯摩棱斯克乘载重卡车到维捷布斯克，全程六百公里。当他们知道我是从阿富汗回来时，谁也不收费，最后两公里是徒步走回去的。

回到家中，一片白杨树的味道，电车叮叮当当，小姑娘在吃冰激凌。白杨树啊，白杨树多么芳香！可是那边是绿带区，有人躲在那里开枪射击。多么想看到家乡的小白桦树和小山雀呀！只要我一见到前边是拐弯的地方，整个身心都紧缩成一团，什么人躲在拐角后边？整整有一年时间我不敢上街，身上没有防弹坎肩，头上没有钢盔，肩上没有冲锋枪，活像一个光着身子的人。到了夜里尽做噩梦……有人向额头瞄准……可以掀掉半个脑袋的大口径子弹……夜里经常叫喊……有时紧贴住墙……电话铃声一响，我额头上就会冒汗——有人在射击……

报纸上照旧在报道：某架直升机完成了飞行演习……某某人被授予红星勋章……这时，我的病被“彻底治好了”。阿富汗治好了我轻信一切的病，过去我以为我国一切都正确，报纸上写的都是真事，电视中讲的都是事实。

“怎么办？怎么办？”我反问自己。

我总想干点什么事……总想到什么地方去……演讲，说一说……

我母亲阻止了我：“我们已经这样过了一辈子啦……”

一位苏军女护士回忆：

那时，他们告诉我们，那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是帮助阿富汗人消灭封建主义的，以便建设光明的社会主义社会。至于我们的小伙子在那里送了命，却一字不提。我们还以为，他们是在那儿得了种种传染病，像疟疾、斑疹、伤寒、肝炎。

1980年……刚刚开始……我们乘飞机来到了喀布尔……英国人的一座马厩被改成了军医院。什么东西也没有……那么多人，只有一支注射器……军官们把酒精喝光了，我们只好用汽油给伤口消毒；氧气稀薄，伤口难以愈合。太阳帮了大忙，灿烂的阳光可以杀菌。我见到的第一批伤员只穿着内衣和皮靴，没有病号服，病号服运来得很晚。没有拖鞋，也没有被褥……

整个三月份，从我们的官兵身上切除的肢体——胳膊、大腿等，都堆放在帐篷外。尸体都半裸露着，眼睛被挖掉了，后背、肚皮上被划开一个五角星的形状……过去我只在描写国内战争的电影里见过这种惨状。那时还没有锌皮棺材，还没有着手制作这种棺材。

这时，我们才开始多多少少有所思考了：“我们究竟是些什么人？”

我们的怀疑令某些人反感。没有拖鞋，没有病号服，可是到处挂着运来的标语口号、招贴画。站在标语前的，是我们那些骨瘦如柴、愁眉苦脸的娃娃兵，他们的样子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一周两次政治学习，反反复复教育我们：神圣的职责，边境必须固若金汤。部队里最讨人嫌的是要打各种报告：首长有指示，必须事事报告。每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每一个伤员甚至每一个病号的情况，都要向上级报告。这就是所谓“掌握人们的情绪”……部队应当是健康的……必须对所有人都“敲打一番”，不能有怜悯之心。可是我们怜悯人，那边一切都靠怜悯而存在……

救人，助人，爱人，我们为此来到这里。过了一段时间，我忽然发现自己产生了仇恨的心理。我恨这片细软的沙子，它像火一般烫人；我恨这些山，我恨这些房屋矮小的村庄，从那里随时随地都可能开枪射击；我恨偶然相遇的阿富汗人，不管他是扛着一筐瓜果，还是站在自己的屋前，谁知他昨夜去过什么地方。

我们认识的一位军官被打死了，不久前他在我们的医院里治过病……两个帐篷的士兵都被杀了……另一处，水里放了毒……有个人拾起一个漂亮的打火机，打火机在他手中爆炸了……死的都是我们的娃娃兵呀……我们的小伙子……应当明白这一点……您没有见过被火烧焦的人……没有脸……没有眼睛……躯体也没有……只剩下黄色硬皮包裹的皱巴巴的东西，表面有一层淋巴液……他发出来的声音不是叫喊，而是咆哮……

人们在那边靠仇恨生存，靠仇恨活下去。那么，负罪感呢？这种感觉的出现不是在那边，而是在这里，当我在这里开始旁观此事的时候；为了我们一个被杀害的士兵，我们会屠杀整个村子。在那边，我觉得事事都是正义之举，可是到了这里，我吓了一跳。我想起了一个小姑娘，她躺在尘土里，没有胳膊，没有腿……活像是一个损坏了的洋娃娃……我们那时还奇怪呢，他们怎么不喜欢我们。他们躺在我们的军医院里……你把药递给一个妇女，她连头也不抬，也不看你一眼；她永远不会对你微笑，这真让人委屈。在那边感到委屈，可是回到这里就不会了。在这里，你是个正常人了，所有的感情又复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