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博古的推理

博古恍恍惚惚地坐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严寒封锁了苍茫的西伯利亚大地，茂密的黑压压的森林，急速地向后奔去。无边无际的荒野，像一幅熟悉的凄惨悲凉的图画。

他非常奇怪，车上只有他一个人，孤独地坐在冷硬的铺位上，“他们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把我一个人丢在车上？啊！难道他们知道有什么灾难发生，在前边车站下了车？为什么不告知我？”他疑惑间，果然无边的林海在极度恐慌中喧腾骚动起来。他听到树木的折裂声，暴风雪铺天盖地，像愤怒的海潮咆哮而来。博古蜷起身体紧贴在板壁上，好像预防着一只猛兽向他扑击。

荒野在呼啸中变黑了，像是无底的深渊。一棵枝桠狰狞的老橡树，就是他在黑海之滨疗养胜地索契公园里见到的那一棵，“它怎么到西伯利亚来了？”他忽然发现那不是橡树，而是一头北极熊，张牙舞爪地向他扑来。车窗玻璃哗啦一声碎了，一阵冷彻肌骨的寒风直透他的胸怀……

他被冻醒了，全身颤栗不止。在马灯昏黄色的微光里，他看见李德在短小的竹床上躬腰屈腿辗转反侧。屋里马灯很暗，屋外的夜风卷起飞沙，啪啪地击打着窗棂。

博古想起那是1926年12月初，他们一行六十多人坐在奇冷无比的列车上，沿着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漫漫旅行，那对他的革命意志和耐性是一种考验。车上没有暖气，火车头靠的是木柴做燃料来运行。从海参崴到莫斯科七千四百公里，他们整整走了十二个日夜，没有餐车，只能在火车停靠时下去买些冰冷的食品，车上连一杯冷水也喝不到。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次悲惨的旅程，但革命的热情并未因西伯利亚的奇冷而稍减……”

人的感觉有时非常奇怪。如今，他从撤离中央苏区到目前只有四十来天，对中央苏区的生活竟有恍如隔世之感。反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八年，却历历如在眼前。他很想把这种奇异的感受告诉李德，但又不愿打断梦似的回忆：

在立三路线时期，他和王明因反对立三路线受了处分；后来，批判立三路线，他们两人又成了反立三路线的“英雄”。王明赴苏前，两人回忆起这段斗争，兴奋异常。在他的笔记本上，曾留下这样一首诗：

痛苦留给你的一切，

请你细加回味；

苦难过去之后，

苦味就变为甘美……

博古每想到这首诗，总是怀着欣慰的心情：“人，是要在苦难中磨炼的。”他望着李德蓬松的乱发，心想：“这个人经过了多少人生患难啊！他现在的家在哪里？他没有任何亲人了。一个真正的以革命为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李德涌起一种崇敬与怜悯之情。

那时的苏联，虽然十月革命已过去九年，旧制度已被推翻，新秩序时常遇到困难。但是，只有苏联，是真诚支持中国革命的唯一盟友。博古感到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星，从遥远的北方向他播撒着光芒！王明此时在干什么？也许在共产国际宽大的会议室里高谈阔论，也许在俄罗斯温暖的壁炉旁拜读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想到此处，博古对目前的一些议论深感委屈。他在毫无折扣地执行王明的指示。因为王明的指示就是米夫的指示，米夫的指示就是第三国际的指示，第三国际的指示也就是斯大林的指示。

博古的逻辑推理是十分严格的：斯大林不会有错，因此，王明也不会有错，而他执行国际路线也不会有错。革命的挫折，带有客观的必然性，谁也没有办法。

1925年10月7日鲍罗廷在广州向国民党中执委宣布中山大学在莫斯科正式成立之后，选派学生去俄国学习的消息传遍全国，有志于革命的广大青年，踊跃应试，仅广州一地就有一千多人报名。

那时候，连蒋介石在苏联考察时的手札中，也用恭谨的正楷写道：“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中山大学的成立与关闭，反映了人世间一切态势的变幻无常。

博古还清楚地记得沃尔洪卡大街十六号那座四层楼房，房前广大的校园里，白雪重压着枞树、山毛榉。中山大学的对面，是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六个圆形金顶给他以辉煌神圣的印象。

博古听说，主持中山大学开学典礼的是托洛茨基。他的演说，在第一批学员中留下了良好的、鲜明的印象。那时，托洛茨基比斯大林享有更高的国际威望。“威望”，是一个可喜而又可怖的字眼，在严酷的权力夺争中，它意味着：不清除别人就被别人清除。

蒋介石在他的《苏俄在中国》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我同托洛茨基谈话比同其他苏联领导人多，我发现在他们所有人当中，数他最开门见山……他郑重其事地说：“除了苏军不直接参加之外，苏俄将竭尽全力。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积极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

当时，中山大学的教授多数是托洛茨基派。第一任校长卡尔·拉狄克就是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

那时，博古认为拉狄克是一位好校长：他热情奔放，平易近人，就像一个普通人。他不修边幅，深灰色的上衣几个月不换。他身材矮小，戴着圆形的眼镜，宽额头，尖下巴，嘴里习惯性地叼着一个褐色的烟斗。他会七国语言，他才华横溢的演说使学生们为之倾倒。

博古到校后，正值拉狄克讲中国革命运动史的第二部分。他入迷似地听着，又从图书馆资料室里补习了第一部分。从拉狄克提供的大量文件考证里，他首次了解到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心和清政府惊人的腐败。

那时，博古认为拉狄克的观点跟托洛茨基完全一致。后来才知道，他们在一些政策策略上并不相同。托洛茨基说：“我个人从一开始，即从1923年就坚决反对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也反对接受国民党参加共产国际。拉狄克和季诺维耶夫一起反对我。”

博古那时无法分辨谁对谁错。即使后来，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也很难说托洛茨基就是对的。

斯大林指出，在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封建残余这个要害问题上，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是一致的：中国没有封建残余；即使有，也没有重要意义。

在这一点上，博古站在斯大林一边。

拉狄克和斯大林之间的分歧，使他丢掉了校长的职位。1927年的夏天（博古无法弄清具体时间），拉狄克没有向学生们告别，就丢下未讲完的课程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后来，他才知道拉狄克卷入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权力之争的漩涡中。

那时候，博古大惑不解：共产党内应该允许进行各种不同见解的争论，怎么能演化成权力之争？是王明给了他通俗而又深刻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