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前后方的严重分歧

周恩来中止会议，是一种策略。就像一个排球教练，在对方攻势凌厉而我方连连失球的情况下，要求暂停，以转换部署、稳定情绪、寻求扭转局面之法。他始终认为，毛泽东留在部队里是对革命有利的。

毛泽东的地位比他低，但他尊重毛泽东。在前线与毛泽东相处的时间里，他观察过毛泽东，认为他是个智慧超群的人。在他貌似宁静的身上，潜在着非凡的精力和意志；他农民式的甚至有些笨拙的动作里，有种无形的凝重威仪和有力的对别人能施以深刻影响的气质。

周恩来沉思着，追溯着促使毛泽东解职的背景，寻找有无把他留在军队指挥位置上的可能性：

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要“努力求得将中央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鄂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1月上旬，周恩来致电临时中央，说明中央苏区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根据这一指示，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会议，决定攻打处于苏区包围中的赣州，以便将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连成一片，解除向北发展的后顾之忧。中革军委发出攻取赣州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

历史功罪之所以难以分清：就是每个做决策者与执行者都不是绝对自由的：有的是自己想抵制的，却迫于领导命令或群众压力而去推行；有的是自己想推行的，却迫于上级的干预和群众的抵制而不能实现。自己所做的并不是自己想做的！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发生，淞沪十九路军抗战开始。

1932年2月4日，根据中革委部署，红军三军团借国民党淞沪抗战之机，围攻赣州。久攻不克，3月7日撤围。

2月19日，苏区中央局发出《对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苏区党的任务》，分析了一·二八事变后国际国内形势，指出苏区党“应利用目前极端有利的时机……夺取中心城市……集中主要火力反对主要的右倾危险。……同时也不要放松那种左倾的反中农倾向”。

自1932年2月中旬以来，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连日登载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对此，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进行反击。2月20日，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伍豪启事》，指出这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2月下旬毛泽东也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出布告，指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士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1932年3月中旬，三军团从赣州撤围之后，集结在赣县江口地区。周恩来到江口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总结围攻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红军的行动方针。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夹赣江而下，并以红一、五军团组成中路军（后改为东路军）以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

1932年3月30日，率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议东路军“必须直下赣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并告以漳州易守难攻。

1932年4月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又发表了题为《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的长篇文章，把党内的正确思想以及对左倾冒险主义持怀疑和抵制态度的同志，一概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因而号召全党要加以“最坚决的无情的斗争”。

4月10日，红军东路军攻占龙岩。11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周恩来，通报战况和下步行动，说：龙岩胜利原因是为团结兵力，攻敌不备。

4月14日，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信中指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继续要求对右倾“作最坚决的无情的斗争”。

在这种反右反右的隆隆雷声和急风暴雨之中，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狂潮犹如山洪暴发，冲决一切向前奔流。

4月20日，红军东路军攻占闽南重镇漳州，歼灭守敌张贞部约四个团，俘敌一千六百人，获两架飞机及大量军用物资。

22日毛致电周，说：漳州大捷“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影响时局甚大”。

1932年5月11日，苏区中央接到中共临时中央4月14日给各苏区的信。经过讨论，决定接受中央的批评：周起草决议承认苏区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号召中央苏区各级党部全体同志在红五月工作中，立即实行彻底的转变”，“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苏区的扩大，争取闽赣湘鄂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抚州、南昌与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但是，周在起草的时候，每每都陷入自我矛盾之中。他一时无法断定这是什么风向，他也难以预测风云变幻的高空及其周围更广、更深、更大的存在。

孔子云：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思义。

周恩来望风雨而深思。他的情绪在矛盾的漩涡中陷得很深。他的宽阔饱满的前额上一向是没有皱纹的，但眼角上的鱼尾纹却深深刻下他内心的痛苦，他的明亮的眼睛产生出一种异常的向内深缩的遥远感。他必须在这种时局的风雨中，找到方向和出路。他在冷静思索之后，觉得必须进行隐晦的抵制，不能走向极端，要讲两面，以备后来反复中自己的责任解脱。于是仍然提出：“须彻底纠正中央局走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右倾机会主义是苏区党内主要危险。……同时对左倾的‘轻敌’、‘盲动’的错误，也应反对！”

这是一种外交式的手法和辞令。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有他自己知道内心的苦衷。

可是，这种反右的怒潮，仍然有增无减。

5月20日，临时中央再次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对周恩来到苏区后的工作仍不满意，电文说：

伍豪同志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的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估计到反苏战争的危险，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及加强工会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