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回顾与展望（第3/3页）

虽然欧洲国家之间还存在矛盾冲突，但它们的一致性在上述活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个活动的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英国在印度和埃及的统治就是最好的证明。当前，这种意义的基础是开明和公正，虽然在细节上还会出现缺陷和错误，但整体的结果还是好的。上述地区发生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它的前提是武装力量的存在。

欧洲国家对外的一致性在英国的帝国联邦设想中也有所体现，这种思想在英国人民和英属殖民地人民心中深深地扎了根。另外，英国人民想培养英美两国情谊的意向也体现了这点。巴尔福③先生曾用“种族亲情”这个词形象地描述这种意向，而且英国这个大家庭最适合这个词。在将来的某一刻，它可能会被推广到所有产生于同一源泉的种族身上，那它就会成为解决各种问题的依据了。但是，当前我国人民对英国的提议没有反应，我们被传统的观念束缚，只习惯向内看，从来不考虑外界的变化与我们有何关系。假如英美两国没有共同的观念，它们会走到一起吗？政治活动遍布全球的英国和只顾内部发展的美国会产生真挚的亲情吗？现在我国必须把目光由内转向外面，认识到在国外我们应该担负的责任，只有这样我国和英国才能很好的合作，为人类美好的未来共同奋斗。

如果将美国看成是欧洲大家庭的一员，那么它们与未来世界的联系在太平洋上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因为太平洋是连接欧洲大陆和东方世界的纽带。由于水路交通具有快捷、便利的特点，太平洋将罗马文化和条顿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沙漠和山峦阻碍了美洲太平洋海岸与东部的联系，但这儿却是欧洲文明的前哨阵地。因此，欧洲大家庭的重要任务就是将它与自己的主体紧密相连，并且将东西方通向它的道路控制在自己手中，给予它最严密的保护。

将来出现的贯穿中美地峡的运河和加勒比海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一方面是显而易见的商业利益，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上述政治事实的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不管将来的运河会位于尼加拉瓜还是巴拿马，它都会将欧洲的疆界推进数千英里，并且将美洲体系编织得更紧凑。所以必须要控制这条海上要道，而加勒比海是重要基地，就像利用地中海控制苏伊士运河一样。欧洲文明在加勒比海的链条上有一个重要的枢纽。不过，由于有一部分岛屿处于未开化的国家或者民族手中，那些是我们无法掌握的，这的确不是件好事。

展望未来，我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利益得失，还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当前的人要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负责，这就是他们的责任。在时机来临时就要牢牢把握住，否则就可能给后人带去困难或者麻烦。如今，欧洲国家在远方大规模地进行侵略扩张，但在它们的身上也有了严重的创伤，它们在某些地区的统治制度也不再符合时代的潮流，它们却无视这些弊端。这是一个凶兆，这些地区在将来或许会成为蛮族反攻我们的前沿阵地。

我们还要认识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处于不同物质繁荣程度、不同精神观念和不同政治体制的各种文明正在逐渐靠拢。认清这点对于我们自身的发展非常重要，尤其在我们意识到自己对世界的责任后。目前，在欧洲物质极大繁荣的同时，出现了与此相对立的、被人们称为“军国主义”的制衡物，它将欧洲变成了时刻处于备战状态的军事基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裁军呼吁实在是不合时宜，这只会把我们推入极度危险的境地。

在陆地方面，欧洲国家的庞大陆军可以确保当代人的开拓热情世代延续，直到扫除所有阻碍欧洲文明发展的障碍物。在海洋方面，我国背负的责任是最多的。在有关加勒比海的事务上，我国反对欧洲某个国家渗透活动的呼声，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因为我们的呼吁毫无力量可言。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就要有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来支持我们的立场，就像欧洲各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保持庞大的军事力量那样。在地峡和加勒比海地区我国一定要处于支配地位，将其他的国家都排挤出去，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担负起了维护欧洲大家庭利益的责任。

地峡和将来出现的运河，以及通向运河的要道会把美洲大陆的东西两岸连接起来，这会使美国在此处的利益成倍增长。目前，美国要想在加勒比海居于统治地位，就要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做后盾。门罗主义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就是美国会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有些人对此可能会不屑一顾，在他们的想法中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能维护和平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确保和平的前提条件。

我们可以渴望和平，这是全人类都想实现的目标，但我们不能幻想用揠苗助长的方法得到和平。无视我们现在所处的具体形势，或者夸大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和恐惧，和平的局面依然不会到来。不管20世纪会有怎样的发展变化，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19世纪战士们的英雄主义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仍会继续发挥作用，而且将会成为所有传统中最具历史价值的精神食粮。

注释

①位于法国巴黎的北部，其海拔相对于其他城市而言比较高。

②位于巴拿马北西加勒比海岸，东接巴连特半岛，西接搏卡斯德尔托罗群岛。有多条水道与加勒比海相通，其中以来蒂格雷水道最为重要。

③巴尔福（1846~1909），是曾在中国办报的英国报业家，新闻记者，先后主编过英文《晚报》、《晋源报》和《华洋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