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窑中的祈祷[37]（第3/9页）

他耸耸肩。“叛军，我猜。我不知道。老实说，神父，我不在乎。他们对我来说都一样。他们都是敌人。”他又耸耸肩，“我们把那帮混蛋都送上了天。我们回去后，你知道，又挣了一道杠。在交火排行榜上。我们主动外出寻找敌人，而不是坐等他们来炸我们。这样我们的成绩开始回升。”

“啊，”我说，“所以你们又干了一次。”

“蒂托罗中士会让新兵们用石头剪刀布决定谁上。”

我渐渐开始明白：“藤田是个新兵。”

“他刚来的时候，”他说，“蒂托罗总让他唱：‘我是个新来的，我是他妈的基佬。’”罗德里格斯忍不住笑了，“实在太搞笑了。藤田脾气很好，甘心接受游戏规则。这是我们喜欢他的原因。但他不喜欢我们设饵吸引叛军。他说那简直是疯了。如果这事发生在他家的街区，他一定会朝屋顶的那个混蛋开一枪。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按计划执行了。”

罗德里格斯顿了顿。“藤田接受了游戏规则，”他重复道，“你知道我们重回交火排行榜首吗？”

“藤田死的那天……”

“那儿有个狙击手。没有枪战，只是一发子弹。阿科斯塔为他止血的时候，我帮蒂托罗给藤田穿上裤子。”

“那加勒特……”

“我们把藤田送回来的路上遇到了炸弹袭击。”

罗德里格斯低头盯着地面，拳头握紧又松开。他苦笑了一下，然后用挑衅的目光盯着我。

“如果你杀了人，”他说，“那意味着你会下地狱。”

这个问题曾有陆战队员问过，因此我以为自己有现成的答案。“杀戮是件严重的事，”我说，“这毫无疑问。而且——”

“我想说的是，”罗德里格斯低头看着一旁的糖果，“杀了不该杀的人。”

他的话让我愣住了。一开始我没明白他的意思，尽管感觉那应该很明显。“藤田的死不是你的错——”

“我说的不是这个。”罗德里格斯打断我，双眼再次恼怒地盯着我，“我不是在说陆战队员。我说的是在这座城市里。”他深吸了一口气，“如果别人杀人，你在现场却没有阻止他们，你也会下地狱吗？”

随后是片刻的沉默。“你想告诉我什么，准下士？”我用军官而非牧师的语气说道。话一出口，我就知道是个错误。

“我不想告诉你什么，”他言语间有些退缩，“只是问问。”

“上帝总会宽恕，”我的语气和缓下来，“那些真心悔恨的人。但是悔恨不是一种情感，你明白。它是一种行动，一种弥补过错的决心。”

罗德里格斯依然盯着地面。我暗骂自己把对话搞砸了。

“一个准下士，”罗德里格斯说，“是没有能力弥补什么的。”

我尝试解释说关键不在于结果——因为你无法控制结果，而在于你的诚意。罗德里格斯打断了我。

“如果这算忏悔的话，”他说，“那么你就不能把我的话告诉别人，对吧？”

“是的。”

“那么这不是一场忏悔。我他妈没什么可忏悔的。我也没什么对不起的。你爱告诉谁就告诉谁。”

我整晚翻来覆去思考罗德里格斯的话，细细咀嚼每一个字，直到我不再确定他说的任何一句话。我不住地想，他们只有遇袭时才开枪还击。那似乎是他想表达的。或许他想说自己在某个检查站误杀了一个没能及时刹车的家庭。那种事总让陆战队员痛心疾首。

“不必对这事过伤心，”大卫提及约阿布的死[43]”时说，“因为刀剑有时砍这人，也有时砍那人。”我揣测一种可能：罗德里格斯说的是一次错误的决断，而非蓄意违反交战规则。这个故事在我脑子里酝酿了很久，最终我意识到自己其实在回避问题。第二天早祷，我终于下定决心。我想，一个懦夫才会告诉自己一切正常。所以我必须找什么人谈谈，要么就当个懦夫。如果选择后者，我就不配再做牧师，也不配为人。

但是找谁谈呢？显而易见的选择是连长，他有权介入。但罗德里格斯的连长是博登上尉，一个疯子。而且，如果来自我助理的传言属实，他还是个酒鬼。或许那是创伤后压力症的自我治疗方式。博登二〇〇四年就来拉马迪了，他的部队保持着所在师的伤亡纪录。和他对话时，你首先会注意到他异乎寻常的眼神——先是咄咄逼人的直视，然后那迅速、多疑的目光投向房间各个角落。他的表情也异于常人，在短暂、平静而深沉的悲哀与难以抑制的愤怒间交替切换。他的脸上刻着几道触目惊心的伤疤，这些战斗中留下的印记让他在下属面前瞬间树立了威信。这个男人懂得战斗。

我不是唯一觉得博登不太正常的人。他曾让“莫哈韦毒蛇”训练计划的教练们十分恼火。“莫哈韦毒蛇”是海军陆战队士兵出征前在加州沙漠长达一个月的实战演练。“这是一个不懂得友善的民族，”他在介绍伊拉克文化时说，“他们将友善视作软弱，而且会利用你的友善。陆战队员会因此而丧命。”查理连的士兵把他的警告牢记在心，在训练中殴打了几名角色扮演者。他们是伊拉克裔美国人，穿上当地服装，在仿造的村庄里扮演平民或者叛军。如果你跟随查理连的封锁搜查演习，你会听到陆战队员冲着平民大喊“叫那婊子坐在椅子上！”或者“你他妈闭嘴！”其中一位扮演者告诉他们这种镇压叛乱的方式难以赢得民心，查理连的士兵却觉得他的抱怨很可笑。更让他们觉得可笑的是民政事务处的教练——他对全营集合的官兵说：“我非常担心这个营过度重视杀戮。”

你会发现讥笑声四起。“我猜那个不拿枪的家伙以为自己加入了他妈的和平队。”我听见博登对他的军士长耳语，声音大到周围的队员都能听见。“噢，不，”他继续用嘲弄的语气尖声说道，“有些真正的男人可能会杀死基地分子。可我只想做他们的朋友。”

当他的连被派往伊拉克最危险城市的最危险区域时，那就是他的态度。我不能去找博登上尉。他不会在乎，而且他也不会允许我——一个心怀众生的牧师——插手他连队的事。

还有谁？营长也好不到哪儿去。费尔中校在参谋部的名声很坏，对谁都爱答不理。在派遣之前，我准备第一次与费尔中校见面，参谋长埃克隆少校觉得有必要给我打个预防针。

“他会这样和你握手，”少校说，“这叫统治者的握手。他对谁都用这一招。”

埃克隆是个后皈依的天主教徒，因此常会告诉我一些不该说的事，不管是不是在忏悔室里。

“统治者的握手。”我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