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剥削（第3/4页）
“如果我们有钱，而且车里雅宾斯克也没有改制该死的洗衣机的话。”俄国破坏国防基础建设的速度比美国快，最近甚至还传出要把米格机制造工厂改建成汽车工厂的风声。这种情况没有结束的一天吗？邦达连科心想。有个虎视眈眈的邻国，而俄国陆军还要好几年才能重建到他理想中的程度，而且若要进行重建，就必须传给士兵足够的军饷，金额要中心吸引爱国和爱冒险的青年为国服务几年，特别是让那些有意以军人为职业的人成为士官。这些中层的职业军人是军队的骨干，没有他们，军队根本无法作战。若要实现这个目标，一位能干的班长的薪资就必须和一位熟练工人相同；这很公平，因为两者要求的智力水准相同。但军人的报酬是电视机工厂无法提供的：袍泽的情谊和当兵的乐趣，是他们得到的最佳回报。美国有这种人，英国和德国也有这种人，但俄国陆军却不欢迎这种职业军人。许多苏俄领导人宁可牺牲军事效率，以政治忠诚度为首要考量，而列宁正是始作俑者，邦达连科心想。不过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即使是对那些在错误体制下成长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将军，请记住我是你在政府里的朋友。”葛洛佛科提醒他。
“谢谢你，萨吉。”邦达连科带着敬意点点头，“这是不是代表我可以依靠这些上天赐给我们的财富？”
“我会在适当的电动机，向总统提出适当的建议。”
到时候我已经退伍了，正在写回忆录，或是做一位俄国退役将领该做的事，邦达连科心想，但至少我可以为后继者铺路，甚至参与选择能够延续这个计划的人。
他不认为自己会再加官进爵，他现在是陆军作战部长，负责掌管陆军的作战和训练，这已是一个人军旅生涯中的最高目标了。
“谢谢你，主席同志，我知道你的工作也很困难。我对中国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葛洛佛科希望能告诉这位将军，国外情报局不再有渗入中国的良好管道，长久以来为国安会工作的副部长，因为伊朗原因退休了。
但他不能承认在紫禁城里的最后一个消息来源已经不在了，少了这个人，就无法判断中共的长期计划和意图。虽然北京有俄国大使在，而且他也不是笨蛋，但外交官看到的只是地主国想让他看到的。大使馆的武官也一样，即使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专业好手，也只看到中国军方想让他们看的东西，而莫斯科当局也是礼尚往来，就像在跳优雅的华尔兹一样。渗入他国政府内部的老练情报官员是无可取代的，这样葛洛佛科才能正确地掌握情况，并报告给总统知道。葛洛佛科很少承认自己知道的不够多，这次就是如此，但他不会向眼前这位将军泄漏自己的缺点。
“没有，杰纳迪，目前中国并没有威胁我们的迹象。”
“主席同志，我们在西伯利亚的发现太有价值，中国不可能不考虑争夺他可能带来的利益。如果我是他们，我会拟定必要的计划。他们需要输入石油，而新油田则可以帮他们 解决这项需要，并提供他们需要的外汇，更不用说是黄金了。不是吗，主席同志？”
“也许吧。”葛洛佛科点点头，“但他们目前的经济善似乎很不错，有钱人是不会发动战争的。”
“希特勒在一九四一年已经够有钱的了，但并没有阻止他派兵打到这栋建筑物附近，”作战部长指出，“如果邻居有棵苹果树，有时候即使你吃饱了，还是会摘个苹果下来尝尝味道。”
葛洛佛科不能否认这个逻辑。“杰纳迪，你和我是同一类人，我们都会注意到潜藏的危险。你会是个优秀的情报员。”
“谢谢你，主席同志。”邦达连科举起快空的酒杯向主人致意，“在离开我的岗位之前，我希望留给继任者一个计划，让我国不怕任何国家的攻击；我知道在我自己任内没办法达成。如果政府领导人能让计划按部就班进行，我会很感激的。”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不是吗？俄国军队能对抗外来的敌人，但内部的敌人才是棘手的问题。你通常会知道敌人在何处，因为你面对着他们，但要知道朋友的位置就比较困难了，因为他们通常躲在你背后。
“我保证你能亲自将这个案子提交内阁，但是―――”葛洛佛科举起手，“―――你必须等待适当的时机。”
“我了解，希望中国人能给我们足够的时间等待。谢谢你让我把真心话告诉你，主席同志。”
“他在哪？”普罗瓦洛夫问道。
“我不知道，”阿伯拉莫夫疲倦地回答，“我们找到一个声称认识他的人，可是这位线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好吧。你到底知道什么？”莫斯科的警察问圣彼得堡的同僚。
“我们的线民说，苏佛洛夫是前国安会干员，在一九九六年左右被遣散，现在可能住在圣彼得堡―――如果是真的话，他一定是使用假名和伪造文件，或者苏佛洛夫本身就是个假名。我手上有关于他的描述：男性，年纪五十上下，中午身材，有点稀疏的金发，蓝眼，健康状况良好，未婚，经常嫖妓。我已经派人去询问那些女人，目前还没有结果。”圣彼得堡的警察回答。
真奇怪，普罗瓦洛夫中尉心想，我们有那么多资源，却无法得到一点可靠的情报。难道他在追踪的是一个鬼魂吗？他手边已经有五个冤魂了。阿夫赛颜科、玛莉亚?莎布琳、记不起名字的司机，以及两名前特种部队的杀手。前三个人在早上的尖峰时间被炸死，后两个人在干下这件命案后被谋杀―――是因为任务成功还是失败呢？
“好吧，你有什么发现就通知我。”
“我会的，奥莱格。”阿伯拉莫夫保证道。
民兵中尉挂上电话，整理桌面，把所有档案都锁进抽屉，然后下楼开车前往他最喜爱的酒吧。
他进门时，莱利向他挥手。普罗瓦洛夫挂起外套，走过去和莱利握手；他看到已经有杯酒在等着他了。
“你是个真正的好同志，米夏。”他对美国友人说道，举杯一饮而尽。
“嘿，我了解你的处境，朋友。”调查局干员同情地说道。
“你也有过相同的遭遇。”
“当我还是个菜鸟时，调查过一件大案子，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才抓到那个混蛋，后来又经过三次审判，才把他送进大牢里。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找不到那个苏佛洛夫，米夏，他好像根本就不存在。”
“真的吗？”对莱利来说，这消息既意外又不意外。之所以意外，是因为俄国就像许多欧洲国家一样，掌握人民行踪的程度中心在美国引起第二次独立战争，在过去的苏联时代，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国安会的眼线，而承袭这项传统的本地警方，应该知道每个人住的地方才对，找不到人是很不寻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