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文人最后的私密，生猛有料（第4/10页）

随着局势发展，他看到自己一心想要大展拳脚的地方竟让自己如此失望，白居易渐渐死了心，他不想继续留在京城。后来找了一个机会，自愿去外地做官，在晚年岁月里，他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

在外地当官的日子，白居易真正做到了享受生活。那个时候，他虽然已经年迈，但却在家里蓄养大量家姬，让这些女子学习乐舞，供他享乐。而且白居易还十分喜新厌旧，在十年之内，他就换了三批家姬。因为他觉得原来的家姬年纪大了，不水灵了。可是那个时候的白居易已经67岁了。

对待女人，白居易并没有他在诗歌中表现出来的那么怜惜。相传他有一位好友，好友的一位小妾名叫关盼盼，白居易的好友死后，关盼盼十年寡居，没有再嫁，白居易后来写了一首诗送给关盼盼，意思是谴责关盼盼没有以死殉夫，对不起亡夫。看到这首诗之后，关盼盼便绝食而死。

后来，白居易生了一场大病，好了之后，性情似乎也有所转变了。他先是遣散了自己府中的家姬，随后对其他女子似乎也有了点悲悯之情。逼死好友小妾的这个故事虽然未必是真，但白居易晚年沉迷声色却是确有其事。当然，人无完人，他的私生活不应成为我们诟病他的原因。我们记住的，还应该是他那些不朽的诗篇。

唐代诗人“追星”很疯狂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是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锦瑟》，李商隐是非常著名的爱情诗人，他那些情意绵绵的爱情诗打动了很多人的心，很多女子都是他的忠实粉丝。

“追星族”虽然是一个现代名词，但是在古代因为崇拜偶像，想和偶像见面的人也确实不少。中国的追星族，最早可以可追溯到唐朝。

那时有一位年轻人叫魏万，他非常崇拜诗仙李白，为了实现自己一睹李白风采的愿望，他不远千里从河南济源的王屋山下开始，沿途追寻着李白的足迹。他锲而不舍的执着行为终于得到了回报。半年之后，跋涉三千余里地的魏万在扬州追上了李白，当他见到李白时虽然风尘仆仆，但是即使这样他也感到十分满足。

杜甫也有很多崇拜者，其中一位就是著名诗人张籍。张籍崇拜杜甫已经到了痴狂的地步。他曾经把杜甫的诗集焚烧成灰烬，然后他又在这些灰烬中加入膏蜜，把它们当作十分珍贵的补药喝下去，并且坚持每顿必饮。张籍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坚信，吃什么就能补什么，他想通过喝杜甫的诗集灰烬让自己变得和杜甫一样有才华。

唐代的一些著名诗人即使落魄了却仍旧有很多人崇拜。王昌龄在被贬谪到龙标时非常落魄，他经常要和老仆人一起沿路捡拾落叶枯枝当柴烧，但是即使这样，擅长七言绝句的王昌龄还是经常遇到民众在路边向他跪拜、求诗。

苦命诗人贾岛，他身后也有很多的追慕者，其中最为疯狂的就是晚唐诗人李洞。他崇拜贾岛到了盲目的地步，人们都说李洞“酷慕贾岛”。李洞的头巾上放有刻着贾岛头像的铜片，平时他经常手持佛珠，但是他祈祷的并不是自己的平安，而是在为贾岛祈福。当他跟人交谈时，他一定会宣扬贾岛的好，当有人告诉他自己也喜欢贾岛时，他就会十分高兴地亲手抄一份贾岛的诗赠给对方，并告诉对方，阅读贾岛的诗一定要心存敬意，需焚香沐浴叩拜之后，才能阅读，就像阅读佛经一样。

宋朝著名的大词人苏轼也是备受人们尊崇的，他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力十分巨大。苏轼在杭州时就有女子因为仰慕他而不顾公婆丈夫的反对，来到他和朋友喝酒的彩船上，为他弹筝一曲。当苏轼离开海南时，岸边成千上万的仰慕者来为他送行。可以说人们不但喜欢他的词，他的为人，甚至连他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情趣都加以模仿，这就是现在我们都喜欢吃的美食“东坡肉”“东坡饼”“东坡鱼”等流传至今的原因。苏轼在有着悠久制壶传统的江苏宜兴小住的时候，便出现了风靡全国的“东坡壶”；不止普通百姓崇拜苏轼，连士大夫们也争相模仿苏轼戴高筒短檐帽，并将这种帽子称为“子瞻帽”。

以上这些追星的例子都比不上白居易，他既有疯狂的粉丝群，自己也是一名追星者。当时在荆州有一个叫作葛清的人，他狂热地迷恋白居易的诗，为了表达对偶像的崇拜，他在全身都文上了白居易的诗，一共有30余处，还为这些诗配上图画，如此疯狂的追星实属罕见。

白居易本身也是一个地道的追星者，他所崇拜的对象正是以情诗著称的李商隐。白居易晚年回家休养时，看到了李商隐的诗，非常喜欢，于是就常常对人说：“我死之后，来世能做李商隐的儿子就知足了！”通过这句话可以听出白居易对李商隐有多么的推崇。

白居易谢世几年后，李商隐生了个儿子，想起白居易的话，就给儿子起名字叫“白老”，算是对前辈遗愿的尊重。不料白老长大后木讷蠢钝，不怎么灵光，看来不像是白居易转世，倒像是郭靖的前身。著名的花花公子温庭筠就拿白老开涮：“你小子要是白居易的后生，那不是丢老白的脸吗？”

李商隐成牛李党争牺牲品

中国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它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消泯于清末。唐朝可以说是科举制度真正发展起来的时期，它对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士经验及教训进行了总结，进而开创了比较详明严密的考试取士制度，确立了一定的客观标准，也就是选贤任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让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有了打破严格的封建等级界线、进入仕途的机会。

然而，任何事情都是双面的，有利必有弊。庶族们的平步青云让养尊处优的士族们感到强烈的心理失衡。于是，正当文人才子们都在寒窗苦读，为挤过这道狭窄的入仕门而争得你死我活、头破血流的时候，一场政治斗争在文人间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就是“牛李党争”的时代背景。在当时，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牛僧孺、李宗闵对此毫不知情，一门心思想着如何中举，却在不知不觉中踏入了党争的泥淖。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长安举行科举考试，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策论中批评时政，得到考官的赏识，但因为二人在考卷中抨击了宰相李吉甫，于是李吉甫从中作梗，对二人久不续用。谁知此事却致使朝野哗然，争为牛僧孺等人鸣冤叫屈，谴责李吉甫嫉贤妒能。唐宪宗迫于压力，只得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任命宰相。至此，朝臣分成两派，互相对立。但真正的“牛李党争”，是在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上台之后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