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瓦伦斯偏袒阿里乌斯派的宗教迫害(367—378 A.D.)

宽容的瓦伦提尼安很不幸离发生激烈争论的地点实在太远。西部的基督徒很快能从里米尼信条的罗网中脱身,满心欢愉回复到正统信仰的安宁状态,还有少数的阿里乌斯派信徒留存在西米乌姆和米兰,被认为只是轻视的对象而非泄愤目标;但在东部各行省,从黑海之滨直到蒂巴伊斯沙漠,敌对教派之间的实力和人数几乎达成平衡,因势均力敌之故,反而无法和平协商,只能永无休止地笼罩在宗教战争的恐怖中。教士和主教用恶毒的咒骂进行争辩,有时会大打出手。阿塔纳修斯仍统治亚历山大里亚,君士坦丁堡和安条克的宝座落在阿里乌斯派高级教士手里,每次主教出缺都会引起群众暴乱。本体同一论的声势大增,因有59位马其顿派主教的认同以示修好。这些人也称为半阿里乌斯派,但他们在私下对圣灵神格抱着勉强认同的态度,使得正统教会凯旋的风光大为失色。瓦伦斯在登基的头一年,公开宣布要仿效皇兄不偏不倚的行事作风,这对阿里乌斯派信徒而言是很重要的胜利。这两兄弟在私人生活里还保持新加入者的身份,但瓦伦斯的虔诚信仰促使他请求施洗。就在他出发亲身涉险从事哥特人战争前,自然将这件事交给皇都的主教优多克苏斯来办理。[233]

要是一位无知的君王,被本堂神父灌输异端邪说的神学教义,那么他的过失和罪行是错误抉择不可避免的结果。不论皇帝基于何种原因做出这项决定,都会触犯基督徒臣民中人数最多的教派。就像本体同一论和阿里乌斯派这两边领袖人物的看法,要是他们不能征服对方统一教会,就等于遭到最残酷的伤害和压迫。瓦伦斯做出决定之前,最感为难之处在于如何保持公正无私的德行和名声。他不像君士坦丁那样喜欢虚名,对深奥的神学也没兴趣。但他的思想单纯并且尊敬优多克苏斯传授的教义,于是放弃自己原有的观点,听从教会的指导。在受到权威人士的影响以后,促使他将阿塔纳修斯视为异端派系,重新导正回归纯正信仰的主流。

瓦伦斯在开始时可怜他们的盲目无知,慢慢为他们的冥顽固执所激怒,逐渐憎恶这些教徒,因为他们把他当成痛恨的对象。[234]瓦伦斯怯懦的心灵一直摇摆不定,那些跟他熟悉的人会在谈话中左右他的行为。专制的宫廷,经常把放逐和监禁平民当成施惠笼络有势力教派的手段,因而这种惩处落在本体同一论教派的领袖人物头上,加上君士坦丁堡的灾难事件,有80位神职人员遭遇意外被烧死在船上,归罪于皇帝和手下阿里乌斯派大臣的残酷和预谋。在每一次的冲突中,天主教徒(要是我们可以预先使用这个称呼的话)都要为自己的过失和对手的计谋,付出锒铛入狱的代价。在每一次的选举中,阿里乌斯派的候选人总能占上风。要是他们受到大多数人民的反对,通常会得到地方官员凭着职权所给予的支持,甚至动用军方势力来威胁恫吓。

阿塔纳修斯的仇敌趁他衰老施加打击和骚扰,于是他暂时退隐到父亲的墓园,这被人当成是对他的第五次放逐而大肆庆祝。但一大群民众被激起宗教的狂热,急忙拿起武器威胁统领。总主教的统治长达47年,心满意足地在和平与荣耀中结束他的一生(公元373年5月2日)。阿塔纳修斯的逝世等于在埃及发出宗教迫害的信号。瓦伦斯的异教徒大臣费尽力气,将一无是处的卢西乌斯推上总主教宝座,用基督教教友的生命和苦难,换取优势教派的支持。对异教徒和犹太人的宽容精神让正统派教徒悲叹不已,这等于加重了他们的灾难,也加重了东部邪恶暴君的罪行。[235]

正统教派的最后胜利使瓦伦斯背上宗教迫害的污名,这位君王到底是为善为恶,还是弄不清楚,因他不懂教义且个性软弱,没人愿意花工夫为他写《护教申辩书》。但倒是发现有些疑点,瓦伦斯负责教会事务的大臣,在很多地方独断专行,让主子背黑锅,由于对立的教派基于义愤且不了解状况,而把事情真相夸大或误传。[236]

其一,瓦伦提尼安保持沉默可从中联想到一种可能的论点,即瓦伦斯在所属行省实施的偏袒行为,相对于已建立的宗教宽容政策而言,只是一时偏离正轨,根本微不足道。明智的历史学家赞誉兄长没有发脾气,不认为需把东部的残酷迫害,拿来与西部的宁静无事进行对比。[237]

其二,不论对含糊而隐约的报告有多少信任,瓦伦斯的品格或行为在个人记录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其中提到的资料与善于雄辩的巴西尔有关,这位恺撒里亚的总主教接替阿塔纳修斯,是支持三位一体论的主要负责人。[238]巴西尔的朋友或仰慕者对此有详尽的叙述,我们要是剥去修辞和奇迹的厚重外衣,就会为这个阿里乌斯派的暴君竟会有宽大的胸怀而感到极为惊讶。瓦伦斯钦佩巴西尔的坚定,同时担心若运用武力镇压,会在卡帕多细亚行省引起全面叛乱。总主教用他那绝不屈服的高傲态度、真实不虚的意见以及身份的尊严,断言自己绝不会屈服于皇帝的意志和权力。瓦伦斯很虔诚地为主教座堂服务,他并没有发布放逐的判决,相反捐出一大片值钱的土地来盖医院,巴西尔后来将医院设置在恺撒里亚地区。[239]

其三,我没有发现瓦伦斯发布任何法条来对付阿塔纳修斯派信徒(就像狄奥多西后来制定法律对付阿里乌斯派一样),就是因他的诏书而激起非常强烈的嚣闹,也不应受到如此严苛的指责。皇帝提到有些臣民以宗教作借口掩饰怠惰习性,要加入埃及僧侣的行列。他命令东方伯爵将他们从隔绝之地抓回去,强制这些遁世者接受公平的选择,要不就宣布放弃世俗的所有权,再不然就要克尽男子和市民的公众责任。[240]瓦伦斯的大臣要将这种精神用刑事法规确定下来,主张有权征召年轻强健的僧侣到皇家军队服役。一支骑兵和步兵分遣队包含3000人马,从亚历山大里亚出发进入邻近的尼特里亚沙漠,那里居住着5000名僧侣。因而传出士兵接受阿里乌斯派教士的指使,很多传教士不服从君王的命令惨遭屠杀。[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