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皇在罗马的权威以及迷信行为的变化无常(1100—1500 A.D.)

罗马城的两个统治者,皇帝是靠着征服的权利进行根基不稳的统治;教皇的权威则是建立在舆论和习惯的基础之上,看似软弱实则更为牢固。清除掉一种外国的影响力,使牧人回到羊群的身旁更受到他们的爱戴。上帝的代理人由红衣主教团自由推选,大部分的红衣主教都是这个城市的土著或居民,一改过去日耳曼宫廷那种专断或贿赂的提名办法。官员和人民的欢呼是对当选者的确认,而在瑞典和不列颠受到服从教会权力,归根结底还是来自罗马的选票,同样的选举制度为首都选出一位君主和教宗。大家普遍认为君士坦丁把罗马的世俗统治权授予教皇。而最勇敢的市民、那些思想偏激的怀疑主义者都乐于争辩,皇帝是否具备此种权利,以及此种赐予是否有效。事实的真相和他的这一赐予的真实情况,深植于4个世纪的无知和传统之中,它那传奇般的原委也迷失在它所产生的真实的、永久的结果之中了。“Dominus”或“主上”的称呼出现在主教的钱币上面,效忠的欢呼和誓言承认他所拥有的头衔,出于日耳曼恺撒真心或勉强的同意,他们早已对这个城市和圣彼得的产业,行使最高或从属的司法审判权。教皇的统治可以满足罗马的偏见,倒也不会与罗马的自由有所冲突。只要稍为探索便会发现这些权力还有更为高尚的来源,那是一个民族的感激之情——教皇将罗马从希腊暴君的邪说和压迫中解救出来。

在一个迷信的时代,皇室和教会的联合似乎可以相互增强对方的实力,掌握天堂的钥匙是获得世人服从最可靠的保证。人的过错会使职位的神圣性大为减色,但是格列高利七世和他的继承人所具备的严苛而危险的德行,将第10世纪的丑闻洗刷得干干净净。他们为了维护教会的权利,进行极具野心的斗争,经历的苦难或最后的成功同样会加强人们的崇敬。他们有时会沦为宗教迫害的牺牲者,在贫穷和流放中蹒跚而行,使徒的宗教狂热使他们愿意成为殉教的烈士,每个正统基督徒必定都会被激起爱戴和同情之心。有时他们会从梵蒂冈发出雷霆之声,推举、审判或罢黜世间的国君。最骄傲的罗马人也不会为服从一位教士而感到羞辱,须知查理曼大帝的继承人都吻过他的脚,为他扶过马镫。[285]就算是基于这座城市的世俗利益,也应该保护教皇居所的安宁和荣誉,从教皇那儿,这个虚荣而懒惰的民族,才获得了绝大部分的生活所需和财富。教皇每年固定的收入可能受到损失,在意大利和行省有很多古老的世袭产业,为那些亵渎神圣的手所侵占。教会的损失,也不可能只是通过宣示主权,而非实际据有丕平与他的后代更为丰厚的赐予来弥补。梵蒂冈和卡皮托神庙,是靠着不断来到和日益增多的朝圣客和许愿者供养的。

基督教世界的范围扩大,教皇和红衣主教为处理教会和世俗的事务而疲于奔命,拉丁教会为上诉的权利和法规建立新的诉讼程序,[286]北部和西部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受到邀请或召唤,在使徒的门口负起求情、申诉、指控或审判之责。有人曾记录下一件少见的怪事,分属门兹总主教和科隆总主教的两匹马,在越过阿尔卑斯山以后又回去,满载着金银珠宝。因而人们很快明白,无论是朝圣客还是当事人,要想打赢官司主要在奉献财物的价值,而非诉讼案情的证据。这些外乡人经常夸耀自己的财富和虔诚,他们所花费的金钱不管是神圣的用途还是日常的支付,都成为罗马人的酬庸,在各种渠道中流通。

罗马人民有这样强大的动机,本应该自愿而虔诚地坚决服从属灵和世俗的父亲,但是在突发状况下无法控制的激情,经常扰乱传统和利益的运作过程。印第安人砍倒树木摘取果实,以及阿拉伯人抢劫贸易的商队,全都是出于同一种野性的冲动,这种动机使他们只顾眼前的好处而不管未来,满足一时的贪婪而放弃那些可以长期据有的最重要的福分。正是出于这种原因,自私的罗马人亵渎圣彼得的神龛,不仅抢走供品还伤害朝圣客。他们竟然没有思考一下,这种不友善的行为,可能会断送多少访客和财富。甚至就是迷信的影响也是时起时伏并不可靠,理性受到压抑的奴隶经常为他们的贪婪或傲慢所解救。对于教士的传奇和神谕抱持虔诚的轻信态度,在蛮族的心灵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然而他们的内心不可能重视想象胜于感官,更不会为遥远的动机或是不可见的理想的目标,而牺牲现实世界的欲念和利益。年轻力壮的人充满活力,行为总是与信念发生矛盾,直到年龄、病痛或灾祸的压力使他惊醒,才会心生畏惧,逼得他要偿还虔诚和悔恨的双重债务。我在前面已经提过,当前这个时代,对于教士的平静和安全生活最有利的是人们对宗教的冷漠态度。过去,在迷信的统治之下,教士们将最大的希望寄托于人类的无知,然而最恐惧的却是人类的暴力。财富不断增加使他们成为世间唯一的拥有者,但实际上却在不断发生轮替的现象,悔罪父亲的赠予被残暴的儿子抢走。他们这些人不是接受敬拜就是遭到侵犯,就像信徒制造的偶像虽然出于同一人之手,但有的被供奉在祭坛上面,有的则被践踏在灰尘之中。

在欧洲的封建制度中,武力象征着显赫的头衔,也是忠诚的标尺,等到武力产生动乱,很少有人注意或听从法律和理智极为冷静的呼吁。叫嚣的罗马人不愿接受教皇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对他的无能为力要尽情羞辱。他所受的教育或性格,无法正当或有效运用刀剑的力量。教皇当选的动机和生命的脆弱,很清楚地展现在罗马人的面前,过于接近就会减弱尊敬之心,要知道他的名字和谕令在蛮族世界使人印象深刻。这种差异没有逃过我们那位富于哲理的历史学家的注意:

欧洲那些相隔遥远的国家对于教廷的名声和权威一无所知,完全不了解教皇的性格和行为,所以才产生敬畏之心;然而教皇在家乡很少受到尊重,以至于与他不共戴天的仇敌包围了罗马的城门,还控制着城市的政府。从欧洲最偏远地区派来的使臣,要向当代最有权势的人物表示谦恭和服从,竟然发现很难找到接近的门路去投身到教皇的脚前。[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