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历史的拐点：决战山海关

一片石是个景色优美的地方，位于山海关和辽宁省绥中县交界处不远的地方，南面几公里外就是大海，北面则是逶迤远去的燕山山脉。这里，差不多已经接近辽西走廊最为险峻的出入口。很有意思的九门口水下长城，现今是一处文化遗产公园，招徕了众多游人看客。风景区里有一个景观，名字叫藏兵洞，据说是当年吴三桂先是防御清兵，后是对抗李自成的军事设施。如今看去，依然透着一股阴森诡异。

那些快乐的看客中，应该有人知道：三百五十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次尸横遍野的大会战。这次大战发生在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之间。在当时，这三个人分别代表了中国大地上最重要的三支政治力量。在一片石，这三种力量第一次交织缠绵在一起，搏杀演变，最后，令中国的面目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人类发展史一再证明：任何战争的最后胜利，都不是仅仅依靠军事力量就能够取得的。两千五百多年前诞生的《孙子兵法》，至今被认为是中国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并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这部伟大著作的作者孙武认为，有五大要素决定战争胜负：“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大体上，第一条指的是天理人心，第二、三两条指的是天时地利，第四条指的是将领素质，第五条指的是谁更法令严明。他认为，只要看清楚这五条，就可以知道胜利属于谁。孙子认为，通过七个方面的计较，可以知道上述五大要素的具体情形：双方元首谁更有道？双方将领谁更有才干？双方谁更占据天时地利？双方谁更法制严明？双方兵众谁更强健？双方部队谁训练得更好？双方谁更赏罚严明？

在这“五事七计”中，“道”最为重要，永远是第一位的——交战双方谁更合乎天理人心，也就是民心向背。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亦即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谓也。实际上，讲的就是政治清明与否的问题。（李零《兵以诈立》第三讲，第61页）事实上，这一条根本就是灵魂。因为，它可以决定双方将领的优劣，决定法令是否严明，决定兵众与部队的训练，当然也直接决定赏罚是否公正。

应用这种理念，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为代表的三种力量在一片石博弈的结果——

历史气象研究证明，晚明时期全球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导致世界范围内气候大面积、高强度的反常。在此期间，中国的自然灾害发生频率极高。陕西、山西、河南等省份连续七年大旱，历史文献上记载：当地人民吃光草根树皮之后，争食雁粪，甚至吃观音土、青叶石充饥。这种矿物质用水煮之后，呈糊状，吃下去可以充饥。但几日后，便在肠胃里凝结成块，导致死亡。而真正意义上的人吃人现象，也在南北方大量出现。翻检当时史料，很难找到政府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减免赋税、赈济灾民的努力，而催征各种苛捐杂税的记录则比比皆是。甚至崇祯皇帝在死前一个月，还发出过一道诏书，命令各地官员加紧征收赋税。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在皇宫大内搜检出三千七百万两白银，旧藏黄金四十余窖，约一百五十万两。在崇祯皇帝身边担任检讨的杨士聪著有《甲申核真略》一书，他记录并感叹说：“呜呼！三千七百万！拿出一个零头就抵得上两年加派了。”他很悲伤，无论如何也不明白圣明的皇帝究竟在想什么？

帝国官场的景象也令人很难乐观。当时，北京城里有“饷不出京”一说。据说，发往各地的军饷有一半以上要留在京城。其中，20％到30％是给各级财政主管官员的回扣，另外20％到30％是打点各部门官员，以便朝中有人好升官。各种文献中，对帝国官场几乎无官不贪的情形有极多的记载，称得上数不胜数。有两句经典的设问，道出了当时的实情：“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明史》卷二百五十八，韩一良传）于是，官因为钱而升，升了官自然加倍搜刮地皮以补偿。人们普遍通过一个反问句式，确认着一个帝国时代的信条：若不能弄钱，当这个官干什么？

政治上的浑浊，可以天然滋生出淘汰廉能之士的机制。在我国历朝历代，这几乎成了一个铁打的定律。若从社会控制的角度观察，不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对于一个国家与社会最大的伤害，一定是来自这个国家政权本身，来自决策者的自私、无能与贪婪，来自对此缺少制度性约束的机制，外部敌人所能带来的损害永远是第二位的。诚如毛主席所说：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仅仅是变化的条件而已，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温度永远不能令鸭蛋孵出小鸡，只有鸡蛋才行。这应该也是一条类似牛顿定律一般的铁律。

晚明时期，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崇祯皇帝曾经提高军功奖励标准，将杀死一名敌人奖励三两白银提高到五两。有证据表明，为了得到奖赏，帝国军队中普遍存在杀良冒功现象。譬如，崇祯四年，陕西副总兵上报杀贼五十的军功，检验结果是：其中有三十五颗首级是妇女和孩子。崇祯五年，山西官兵追剿农民军到河南，领兵将领要当地县长为自己报功。县长说：“没有敌人的首级怎么报？”那位将领回答说：“这个好办。”很快命人送来了一千多个人头。结果，县长在其中发现了八十多个县学学生的脑袋。

那位当年推荐过袁崇焕的著名官员侯恂，曾经给洪承畴写过一封信，其中谈到了当时广为流行的一句话，叫作“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显然，老百姓对官员和官兵的恐惧，已经超过了贼匪。当时的观察家注意到，北京城里普遍弥漫着一种情绪——“流贼到门，我即开门请进”。（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北都崩溃情景）

决策层失道且无能，导致贪官污吏横行，法纪荡然无存，社会离心离德，在此情形下，轻动刀兵的结果，势必蕴含了不可测之后果，最终不可能不自取其辱。

崇祯皇帝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走向绝路；而李自成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路所向披靡地走进北京城的。有记载显示，崇祯三年以前，李自成是甘肃总兵杨肇基手下的一个把总。崇祯二年底到三年上半年，皇太极第一次率大军打到北京城下时，杨肇基奉命进京勤王。在金县，李自成和他的弟兄们哗变，投入了暴动的农民军。（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李自成起）

此后的十余年间，李自成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政治纲领，其情形大约和陈胜、吴广的“苟富贵，毋相忘”恰相仿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