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人形嗜血动物：巨奸魏忠贤来了（第4/4页）

公元1625年，即天启五年，从正月开始，魏忠贤就向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

四月，杨涟等“六君子”被捕，罪名是接受熊廷弼的贿赂，贪赃枉法。天启皇帝朱由校下令严刑追赃。

九月，六人全部被拷打致死。据说死后认尸时，六人已被拷打得完全无法辨认。

杨涟是朱由校的父亲临死时的托孤之臣，在朱由校登基前后立过大功。天启皇帝何以对他下此毒手，人们一般只能归因于魏忠贤的陷害。还有一种说法，干脆认为魏忠贤已经可以肆无忌惮地伪造圣旨了。

熊廷弼其实与东林党人是敌对的。他的被捕入狱，是东林党人在政治上自命清高、不识大体、只顾党同伐异，从而损害国家利益的典型例证。魏忠贤之所以要把他扯进来，据说是因为他刚入狱时，曾经想托人送四万两白银给魏忠贤，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送。而魏忠贤已经听说这回事，却没拿到银子，于是自然恨上了熊廷弼。这次顺手把敌对的双方硬扯到一起去杀掉了。

公元1626年，即天启六年，朱由校下令再兴大狱，将周顺昌、黄尊素等七人逮捕入狱。这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大冤狱。天启六年岁在丙寅，故史称“丙寅诏狱”。这次被捕的七个人，与前面的“六君子”一样，相当有人望，因此，抓捕行动在他们的家乡激出民变，前往苏州的锦衣卫官员甚至被当地愤怒的群众活活打死了两人。最后，这七个人无一幸免，全被迫害致死，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谋杀。

在此期间，朱由校颁布诏书，正式将东林党人定为“奸党”，并大张旗鼓地修撰《三朝要典》，试图对万历晚期以来的各大疑案作出结论，盖棺定论。结果，这些一时间传布全国的堂皇文字，只过了不到两年，随着朱由校的死去，而被推翻，并且长久地成为了后代的反面教材。

从公元1620年10月到1627年9月，天启皇帝朱由校当了七年皇帝。这期间，辽东局势日益糜烂而不可收拾。

先是熊廷弼，这位富有战略眼光和才干的辽东经略，被支持东林党人的内阁首辅、兵部尚书及其联合支持下的辽东巡抚联起手来，弄得一筹莫展，最后作为东林党政治才能低劣的替罪羊，被捕入狱。

然后是袁崇焕，这是真正名副其实的一代名臣、名将。

天启六年正月，袁崇焕获得宁远大捷。宁远就是今天的辽宁兴城县。这次大捷，是明朝与努尔哈赤开战以来的第一次战役性胜利。这里面，除了袁崇焕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之外，平心而论，朱由校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对宁远战略地位的认识，显然比朝廷中的绝大多数文武百官还要高明。因此，他对袁崇焕的支持也相当大。这次战役重挫清军，努尔哈赤负伤。据说，这也是努尔哈赤有生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败仗。因此，努尔哈赤郁郁寡欢，不久竟然死掉了。

第二年，天启七年，即公元1627年五六月间，袁崇焕又在朱由校的支持下，重创皇太极，取得了宁锦大捷，即在今天辽宁省的兴城、锦州一带，取得了第二次对清军作战的胜利。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在为这些空前的胜利论功行赏时，朱由校连续表现出他的没心没肺，魏忠贤获得了大明帝国历史上空前的表彰——由于他是宦官，所以用封赏他的家人来表达对他功劳的奖励，他的一个侄子被连升九级，加封太师，位列三公之首，也是文臣之首。这是大明一代除了张居正之外，很少有人活着时能够得到的崇高官职与荣誉。魏忠贤的两个分别为三岁和四岁的侄孙，则被封为侯爵与伯爵。而在前线浴血奋战的袁崇焕等将领，则只是按照普通战功，升一级以资鼓励。而且，不久后，朱由校莫名其妙地开始批评、责备袁崇焕的一些部署与做法。袁崇焕亦听说魏忠贤对自己耿耿于怀，于是，灰心之下，这位唯一可能挽救辽东危局的人辞职求去。

而朱由校居然就批准了他的辞呈。

从此，辽东局势，日益糜烂，再也没有人能够力挽狂澜了。

从天启六年下半年开始，由浙江巡抚牵头，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为魏忠贤建生祠的狂潮。建这种生祠的意思，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感念他的功德兼为他祈祷祝福兼表达自己崇敬之情的意思。从此时开始，魏忠贤被人们称呼为九千岁。

这些，表现了天启皇帝对他宠爱的程度，也表现了这个帝国腐烂的程度。

除此之外，谈论起来相当乏味。

但其中确实可以得到反证的一个信息就是，天启时代的那些坏事，很有可能确实是魏忠贤干的。可是，越是如此，越证明了这位天启皇帝的糟糕。

据说，天启皇帝朱由校临死时，由于自己没有儿子，确定由他的弟弟朱由检继位。这位皇帝叮嘱了弟弟两件事：

第一件是请他善待他的嫂子，即自己的张皇后；

第二件则是告诉即将继承皇位的弟弟，魏忠贤忠诚贤能，可以继续重用。

公元1627年即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天启皇帝朱由校病死，时年二十三岁，在位七年。死后葬在北京明十三陵中的德陵。

第二年，各地开始出现农民暴动，距大明王朝土崩瓦解还有不到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