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岳飞之死与暴力均衡（第4/4页）

本文谈论的与其说是岳飞，不如说是“家军”的代表，岳飞只是其人格化身。放眼望去，官军与家军、朝廷与藩镇、流官与土司、统一与割据，直至先秦的郡县制与封建制，官家暴力与私家暴力或地方暴力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题。

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作为暴力集团，私家军的效率一般比较高，地方武装其次，官军更次，就好像民营企业的效率通常高于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又高于官办企业一样。大一统帝国建立之后，官家追求朝廷安全，收权严管，就难免损害效率；追求效率，又难免损害朝廷安全。内部安全了，外部又不安全。于是，我们看到了南宋统治者在这些要求之间寻求均衡，追求安全最大化的努力。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十六年（1146）九月乙丑引用《中兴圣政》的话说：“绍兴以来，所以为国者有二：金欲战，则分江淮之镇，以援将帅；金欲和，则收将帅之权，以归朝廷。”换成条件加结果的一般格式表达：外患加重，则放权让利，封建藩镇之类具有大包干色彩的暴力激励机制出现；外患减轻，则收权削藩，官家代理人重返主导地位。岳飞的命运，显示出私家军队、地方武装乃至封建藩镇在官家体制下的兴衰规律，尤其是衰亡规律。这种规律，可称“岳飞通则”——虽有例外，惯例如此，通常如此。

2004年10月初稿2009年11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