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三、唐继尧出亡广州（第2/4页）

和周性格极端相反的，也是蔡锷的好友，护国时担任蔡的秘书，是革命元老丁石生。他自蔡去世后，即不愿任公职，一直住在昆明，代表孙中山联络唐继尧，并担任云南青年会会长，从事宗教运动。他和唐继尧也是老友，同在日本缔交，但他不满意唐的割据自雄作风，劝唐拥护孙中山献身革命工作。唐不重视丁的意见，唐时常说：“丁石生不是我的朋友，他是孙中山的信徒，蔡松坡的生死之交。”顾品珍进军昆明，他和丁在护国时于役四川，同隶蔡下，因此一入昆明就命他的亲密战友金汉鼎去找丁，敦促丁出任昆明市政督办（就等于今天的昆明市长）。可是丁毅然拒绝，他反对以兵力夺取地盘的作风，他率直地对顾说：“这就是军阀行为，将来历史上会不原谅你们的。”他又说：“松坡从没有想当督军的意思，他薄湘督而不为，弃川督如蔽屣，你们是松坡的袍泽，应该光大松坡的遗志。”顾品珍和金汉鼎都知道丁的脾气，因为他们知道丁这指责不是政治上的偏袒，唐继尧在滇时，他一样指责唐。

顾品珍逐走唐继尧后，北京政府大为兴奋，认为顾一向和政学系有联系，政学系已投靠北方，顾自然也会“内附”。然而顾在这方面却接受了丁石生的建议，拥护在广州的孙中山。

顾品珍未进昆明前，昆明发生了一段插曲，那是在叶荃起兵倒唐时，唐一方面派兵讨叶，一方面命令副官长李玉昆派遣四名低级军官四出从事谍查工作，四名之中有一位是后来继龙云而担任云南省主席的卢汉。卢汉被派侦察由四川撤回的滇军动向，怎知他竟没有前往。其他三位都完成了谍查任务，回报李玉昆，就是少了卢汉。有人告诉李玉昆说，卢汉躺在家中烧烟，李亲自去看，果然不差，大为光火，立即报告唐继尧。唐赫然震怒，手令交军法处严办。当时任军法处长的是张维翰，接到唐手令时，卢刚押到，张不敢怠慢，立即侦讯，卢表示是自己疏懒，贻误军机，罪该万死，请求宽贷。张维翰平素和龙云、卢汉都很熟，同在唐下面供职，如今卢为阶下囚，不免同情，因此代向联帅（当时大家都称唐继尧为联帅，因他是靖国联军总司令）说情。唐还在震怒中，下令非关卢汉一个时期不可，于是卢就被送往看守所拘禁。

这事才过了几天，顾品珍的军队已到了杨林，唐继尧因为自己的军队调去讨伐叶荃，一时抽不回来，所以只好派省长周钟岳去和顾品珍接触，唐要周对顾说，自己愿意高蹈，把昆明交给顾品珍。周抵板桥，顾品珍已率军开至，就在板桥停了下来。周顾倾谈了昆明情形，以及唐的态度，顾决定农历正月初一开入昆明。周钟岳乃把和顾所谈种种，用电话报告唐继尧，这是除夕下午的事。唐接到周的电话后，立刻召集亲信幕僚，秘书长由夔举（由云龙），秘书白之瀚，军法处长张维翰，和唐继虞等，宣布当晚离开昆明，不愿见顾军进入昆明。与会人士俱愿追随联帅出走，唐当时的打算是经滇越路由海防去香港，广州方面如果表示欢迎就去广州一行，如不欢迎就去日本，然后赴欧洲访问，以培养国际声望。

当天午夜12时，唐率亲信和内眷挂了两节花车离昆，一节花车是唐的内眷乘坐，一节花车是唐和幕僚乘坐。张维翰在启程前先赴军法处作一个交待，命令留守的人代理处务，并命令军法官到看守所去开释卢汉。这时看守所已有风声，获知唐联帅下野出走，所以看守所门才打开，被关禁的人员便一拥而出，卢汉是第一个走出监门的。

唐的专车在初一到达蒙自，龙云率领他的佽飞军（已编为第十四团）在车站迎候，龙并向唐报告，部下闻悉唐公下野，全军悲愤，愿追随唐公反攻昆明。

唐继尧抵蒙自，即驻节师部，地方士绅因唐联帅莅蒙恰逢正月初一，于是送上一桌酒席，有著名的蒙自饵飤。其他随员则由当地士绅宴请共度农历新年，唐等在出亡的第一站得到无上的礼遇，心中颇多感触。晚间，唐特召集当地驻军全体官兵训话，官兵们表示愿随联帅赴天涯海角，唐极为感动，乃告以自己一行将经越南去香港，越南属法，香港属英，军队如果同行，则将缴械，自己半身戎马，今日出亡，雅不愿见自己军队为外国军人缴械，所以希望弟兄们能在龙团长领导下团结一致，听候命令，本人无论将来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忘记了弟兄们。

正月初二唐离蒙自继续旅途，当天抵达越南边境老街，法军驻军列队在车站以军礼欢迎，唐未下车，火车径开河内，越南的法国总督特派参谋长至车站迎迓。唐等一行下榻河内大酒店，法国总督拟挽留唐等在河内小作逗留，唐辞谢，第二天即去海防，刚好赶上法国轮船，即搭船去香港。

唐联帅出亡赴香港的消息，是当时的一个大新闻，所以引起多方的瞩目，广州方面也非常重视，至于唐本人的打算如何，更是他个人极大的考虑。唐自从辛亥革命起，就是西南的实力派，他的影响力及于云南、贵州、四川。5年护国讨袁成功后，使他的功业声名达于最高峰，他的一言一行都可以使时局受其影响。可是6年起，他在四川和贵州都受到顿挫，四川军人一直集中力量要把滇军驱逐出川，而在川在粤的滇军事实上也不完全服从他的命令，他虽然担任西南军政府的三巨头之一（孙中山、岑春煊和唐继尧），事实上也不过挂名而已。从民国6年到9年，他只不过是云南王，割据一方的一个军阀。

到了四川的滇军撤回云南，唐继尧就为之手足无措，最后且被自己的部下赶走，实在太可笑了。这也看出唐继尧的局面有限，因为以他的威望和权力，护国以后他就应该在云南充裕财源，从事建设，并且把军队训练得更坚强，因为云南偏僻一方，没有卷入北方和南方的大混乱，正是闭关自守，生聚教训的大好时机，唐却轻轻易易地坐失这个好机会。最后则是因为军费无着，驱迫自己的部下倒戈，而使自己在除夕晚上狼狈出奔，真可说是太可惜了。

所以，唐这次出走，对他是一生中最惨重的打击，也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教训，他在旅途中对他的未来自然作极慎重的选择。

他的初步目标是广州。

唐继尧有一个代表派在上海名叫李小川，和张维翰同乡也是云南大关人，曾在日本留学，和蒋方震、蔡锷、唐继尧都很莫逆，担任过云南讲武堂的总办，唐继虞便是他的学生，他也认识孙中山。蔡锷在四川病重时，他陪蒋方震去探视，然后随侍蔡锷到日本就医，蔡殁后他又和蒋方震扶蔡柩回国，以后便一直代表唐继尧住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