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不断增加的压力

希特勒最后到年末身陷囹圄那一天——1923年——刚开始时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1月11日法国入侵鲁尔地区，柏林政府开展了灾难性的消极抵抗运动，促使法国部队对当地搞破坏活动的人进行血腥报复。德国渐渐陷入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当中，如临灭顶之灾。第二件大事也发生在1月，纳粹党第一届“全国”党代会预计于1月27日至29日在慕尼黑召开。希特勒同巴伐利亚当局因对大会计划持有不同意见发生了严重对抗冲击。希特勒宣布在一天之内举行12次游行和集会，每次都由他本人亲自发表演说。纳粹党同其他主要敌人——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可能爆发严重冲突，这使得维持社会秩序的军方与警方指挥官们深感震惊。指挥德国国防军第七师（被称为巴伐利亚师）的奥托·冯·洛索将军神情严肃，是一位巴伐利亚人，在普鲁士受过军事训练。同柏林相比，他更忠诚于慕尼黑，同属于普鲁士军官阶层的汉斯·冯·塞瑟尔将军统领着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这是一支师级规模的武装力量，包括步兵和机动部队。除了各政治敌对力量可能展开的街头混战以外，洛索和塞瑟尔最担心的就是希特勒有可能效仿墨索里尼不久前的做法，举行暴动。因此他们禁止希特勒举行12次集会。

这种禁令反而激起了希特勒全部暴烈本能和决一死战的自大狂热心理。在同巴伐利亚当局进行的激烈对抗中，希特勒扬言，如不取消禁令，在军方或警方企图使用武力阻止游行的情况下，他就要“出现在第一排游行队伍中，用身体挡住射过来的第一阵子弹”。如果出现那种情况，希特勒态度傲慢地补充说：“巴伐利亚政府将在两小时内消失。”1在同慕尼黑警察局长爱德华·诺尔茨会晤后，希特勒怒气冲冲甩袖离去时，又抛出一句具有典型个人特色的浮夸的历史隐喻话语，高声叫道：“让我们在腓立比战场[1]相见吧！”2

在同洛索单独会面时，希特勒要求取消禁令并“郑重承诺”他根本不会举行暴动。3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郑重承诺作为一种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很受重视。在希特勒做出“郑重承诺”的基础上，洛索、塞瑟尔和警察局长诺尔茨做出了让步。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一点权威脸面，他们要求希特勒只举行6次，而不是12次集会；另外还要求希特勒原计划在室外举行的冲锋队队旗的盛大祭旗仪式务必改在克朗马戏院室内举行。希特勒接受了这“半片面包”，然后便毫不在乎地按原计划进行一切活动。他一共举行了12次集会，并在克朗马戏院附近的马斯菲尔德室外阅兵场上检阅了6000名身穿制服的纳粹党成员。当局对希特勒的大胆妄为感到震惊，不过并未进行干预。希特勒面对国家的武装力量依然不屈不挠并能赢得胜利，一时众人皆知。洛索和塞瑟尔做出让步是希特勒在舆论宣传方面取得的重大胜利，这对于那些军人而言则显得有些尴尬。

希特勒的强硬姿态引起了一位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泽克特的注意。德国这位职位最高的军人的司令部设在柏林。别看《凡尔赛条约》已将德国军人阶层大幅度裁减，可他仍然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当年《凡尔赛条约》将德国军队限制在10万人以内，军官只有4000名。这样一支军队平叛内乱虽然够用，却无力对邻国开战。部队规模不大，但是泽克特领导下的国防军还是赢得了“国中之国”4的名声。在政治动荡的时刻，随着政府受到来自不安分的准军事组织和叛乱武装的威胁，忧心忡忡的德国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曾经问泽克特，国防军到底支持谁。这位不苟言笑，身穿笔挺灰色军装，戴着单片眼镜的将军回答说：“国防军支持我。”总之，泽克特是位手掌兵权的军官。5

1923年3月，泽克特听取别人意见，决定同那位曾使洛索和塞瑟尔大伤脑筋的老兵暴发户亲自见上一面。到达慕尼黑后，这位普鲁士军官一连四个小时耐心地，或者说冷漠地倾听希特勒再次胡言乱语大讲“十一月罪犯”和背信弃义的犹太人，宣称需要由一位伟大人物来接管政府。据当时在场的泽克特副官汉斯-哈拉尔特·冯·泽尔肖上校披露，当年从奥地利高中辍学的希特勒给面前这位德国职位最高的军官讲起了历史，把德国的命运同那些采取断然措施拯救自己的其他国家的命运进行了比较。希特勒振振有词，言语激烈。他对泽克特说：“我们国社党人（National Socialists）一定要把柏林的马克思主义政府成员的尸体挂在路灯柱上。我们要让国会在烈焰中化为灰烬。当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时，我们会请您，将军阁下，领导全德国的工人们。”6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可是一个诱人的许诺。然而即使这位老牌的普鲁士将军赞成右翼政府，他也根本不想看到把人吊死在路灯柱上，不想听到那位气焰嚣张的啤酒馆政治家所讲的偏激言论。据泽尔肖透露，泽克特只是简单地回应说：“从今天起，希特勒先生，我们彼此之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然后泽克特便动身前往柏林。7

到那时为止，希特勒作为一名抵抗资产阶级政客的强硬人物已经名声在外。按当地标准来衡量，纳粹党成员的数量增长迅猛，仅在1923年便从20000人猛增到55000人[2]。每次在慕尼黑为希特勒的演讲做广告宣传时，墙头海报上总要写上“超大规模集会”这个词语。确实名不虚传。希特勒在演讲上经常预言一些世界大灾难，然后提出中肯的解决方案，这种做法直截了当地打动民众情感。因此希特勒在克朗马戏院里能够吸引6000名听众到场。

这些听众们急于想听到对于他们日益加剧的苦难所做的轻率解释，希特勒也清楚应该把责任推给谁。希特勒指责那些在背后捅刀的平民，特别是犹太人，称他们在1918年“出卖”了那些“前线战士”，使德国输掉了那场战争。他又将当前的德国政府和魏玛共和国宪法斥为非法。左翼共产党人与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顽固不化的君主主义者形成了德国政治中的两个极端阵营。在魏玛共和国众多反对这两个极端政治阵营的人士中，希特勒无疑是反对呼声最高的一位。他高谈两种相近的政治概念：“大首都”和“国际主义者”（意指所有那些提倡社会主义国际兄弟情谊的左翼人士）。他谴责法国和英国，嘲笑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那些没有实现的“十四点原则”是大骗局。他将战前的德国描绘得一片美好，同眼下的“耻辱与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8他总能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他认为：“政治煽动必须采用简单易行的手法。”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