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第二次机会（第2/4页）

然而并非每个人都对希特勒的政治表现和政治意图表示钦佩。监狱外面力图阻止希特勒假释的呼声不断高涨。9月23日，慕尼黑警察局副局长向法院发出了措辞尖刻的警告：如果希特勒出狱，他有可能很快重操旧业，故伎重演。如果他在政坛上继续存在，就有可能拯救目前仍被查禁、濒临崩溃的纳粹党和民族主义团体。“他对于国家的内部与外部安全构成了长期威胁。”那份警告声明上写道。警方认为，如果这位领导人令人遗憾地被释放出狱，“那么应该将这位民族主义运动的灵魂人物驱逐到奥地利”。

警方的狱中表现报告摆在了桌子上，距希特勒可能被假释的时间只剩下一周了。这时又有一人站出来强烈反对假释希特勒。这个人就是曾经在法庭审判上起诉希特勒的巴伐利亚州检察官施滕格莱因。他不仅反对假释希特勒，而且也反对假释韦伯和克里贝尔。“这些被告根本不会放弃犯罪意图。”施滕格莱因写道。他列举了在暴动期间他们犯下的暴力绑架和偷窃等犯罪行为。这位检察官甚至还谈到了1922年希特勒袭击政治领导人奥托·巴勒斯蒂特的犯罪行为。希特勒当年被判了三个月监禁，但是只服刑一个月便被假释出狱，然后蓄意发动政变，违反了缓刑条例。施滕格莱因这位检察官还认为，希特勒还同罗姆上尉近一时期试图非法建立“前线战士联盟”这一准军事组织的行动有牵连。

就在施滕格莱因接二连三地展开批评攻势的时候，他也了解到了希特勒以及韦伯、克里贝尔托人捎带信件的情况。他火冒三丈，要求典狱长做出解释。后者迅速展开调查后提出了一份报告，表明近几个月来韦伯和克里贝尔一直在托人偷带信件，而希特勒只有一次违反条例。尽管他们的案件还没有了结，法院于9月25日没有理睬警方与检察官提出的意见，同意假释希特勒、克里贝尔和韦伯，10月1日那天开始生效。

施滕格莱因手下的工作人员立刻行动起来，试图阻止假释上述三人。施滕格莱因的律师们周末加班（几乎肯定是由副检察官汉斯·埃哈德牵头）写出了一份要提交给法院的申诉长文。这份申述材料首先提到了被偷带出去的信件（共有九例）3，然后又抓住希特勒秘密参与组建罗姆领导的非法组织“前线战士联盟”的把柄不放。在罗姆公寓里缴获的文件表明，罗姆“按着阿道夫·希特勒的指示”在外从事政治活动，而且希特勒帮助起草了那个准军事新组织的纲领。就连拼命挣扎要跳出自己为自己挖的坑的典狱长莱波尔德，也开始忙着回手填坑了。“如果能让我的职员早点知道警方怀疑我们那里的犯人暗中要建立非法组织，我们就会更加严厉地督视往来信件。”事后他这样说道。4不过，施滕格莱因的申诉收到了预期效果：它阻止了希特勒在10月1日那天被假释。当时巴伐利亚最高法院正在仔细考虑这件事情。

与此同时，有关希特勒可能被驱逐的幕后情况也变得复杂起来。巴伐利亚政府专门派遣一位特使前往奥地利，要求奥地利政府同意把希特勒遣送回国。但是奥地利总理伊格纳茨·赛珀尔予以回绝，即使把希特勒推过边境，他也不会接受希特勒。奥地利总理的推论思路是：既然希特勒以前在德国军队中作战，他已不再是奥地利人了。尽管这一看法在法律上未必行得通，但却断绝了驱逐希特勒的任何希望。谨慎的奥地利人抢占了巴伐利亚人的先机，有效地赶在他们的巴伐利亚表兄弟把希特勒驱回之前，把希特勒从其故乡驱逐了出去。赫斯写道，消息传到兰茨贝格监狱后，希特勒“大喜过望”。当天夜晚，他们两人饮酒庆贺。

10月6日，巴伐利亚最高法院驳回施滕格莱因的申诉，把希特勒的案子交给下级法院审理。最高法院迅速驳回警方与检察官令人胆寒（后来证明是正确）的警告后，又把球抛给了曾经做出有利于希特勒裁决的法院。要再过两个月后司法部门的车轮才能转动起来。希特勒暂时处于没有着落的状态。

监狱里弥漫着悲伤焦虑的情绪。初秋的雨水和雾气笼罩着兰茨贝格监狱，使牢房和过道变得又冷又湿，过堂风时常吹起。此时，户外散步和园艺活动已经停止。战友加兄弟的那股吵吵闹闹的劲头不见了。有人提前释放的希望破灭了。复兴纳粹党的神圣使命也无从谈起。希特勒手下的那些大多为年轻人的突击队员最后不得不面对现实。兰茨贝格监狱的墙壁和铁窗根本无法撼动，即使有些人偶尔想摇动一下把他们关在牢房里的铁栅栏也无济于事。“压抑的忧郁氛围，令人心烦意乱的厌倦情绪，以及沉闷的无聊感觉向我们袭来，统统压在狱友的心头。”卡伦巴赫这样写道。

据卡伦巴赫披露，“监狱精神病”当时在四处蔓延。“我们开始感到内心空虚，筋疲力尽。”有些人长时间沉默不语，也有人高声争吵，险些动粗斗殴，直到最后被其他犯人拉开。监狱看守黑姆里希也提到犯人们“明显地平静下来，令人紧张不安”。有位名叫弗罗施的犯人（其名字的意思是“青蛙”，所以他的绰号叫“小青蛙”）行为开始出现异常，表现为梦游，在浴缸里像小孩子一样拍得水花四溅。有人猜测他疯了。

即使那些狂热的骑兵也开始对他们所作所为的目的产生了怀疑。许多人从家里得到了坏消息，因为家中能够养家糊口的人已被关进了监狱。他们当中有些人名誉受到损害，被视为关进监狱的愚蠢激进分子。有些人的妻子被迫去当女佣人，勉强维持生活。她们连火车票都买不起，无法到兰茨贝格监狱探望自己的丈夫。希特勒的一些步兵也许同样有着一位犯人刚刚来到兰茨贝格监狱时，在字里行间所表达出的那些感情：“‘希特勒这样，希特勒那样’，‘我为大家争取到了这个’，‘我争取到了那个’——这就是我成天从这里的同志们口中听到的内容。……我受够了。……那是我最后一次同政治有牵连了。那些在外面成天高呼‘嗨尔！’的人可以用头撞墙了，与我无关。有一天，我从这里走出去时，我只关心工作、老婆和家庭。”其他犯人甚至开始对希特勒这位大人物本身表现出疑虑。“我没有任何怀疑，”在卡伦巴赫讲述的往事中有位犯人这样说道，“可是，嘿，即使是大老板也会犯错误，对吧？下一步该怎么办？”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前途渺茫，吉凶难测。

即使在赫斯所写的书信中也不再洋溢着对希特勒的崇拜之情，不再提及私下里阅读书稿的情形。他和希特勒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赫斯说他曾和希特勒“闹得很不开心”。更使情况变得雪上加霜的是，“莫里斯自然站在主人一边。虽然W（韦伯）和K（克里贝尔）不了解情况，但是这也不妨碍他们跳出来为那位‘从业者’辩护（他也许是优秀的建筑师和建造者，但是他对技术一窍不通，却总是因为技术上的缘故当面责备我）。”这些话就赫斯而言，有些尖酸刻薄，因为就在不久前他比任何人都要奉承巴结希特勒，而且后来又成为希特勒在掌管第三帝国方面极受信任的密友。目前尚不清楚使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产生裂痕的原因是什么，但显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赫斯写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