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宅所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

这是宋案各种史料当中，最直接、最核心，也是最有价值的史料。应夔丞、武士英分别在上海英、法租界被抓获后，捕房从应宅起获大量证据，其中最为重要者，便是洪述祖与应夔丞的往来函电。紧接着，捕房又会同前沪军都督陈其美，至上海电报局查阅应、洪往来电报底稿，以为补充、校译。经过会审公堂预审，明确二犯暗杀成立，遂于4月16—18日先后将二犯及相关证物移交中方。在对证据进行仔细点验后，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民政长应德闳，于4月25日深夜向全国发表“有电”，正式撮要宣布宋案证据。随后又将53件证据以铜版纸刷印，这就是《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

在宋案证据正式公布前，各种关于案情的传闻早已充斥外间，来源不一，真伪难辨。因此，应宅所获函电文件究竟可以暴露出怎样的内幕，就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但这些函电文件能否作为“铁证”，必须以其真实性和完整性为前提，为此，就需要对该项证据的搜查、移交、保管与宣布各个环节进行具体考察，并对其真实性做出判断。

1.证据搜查

宋教仁于1913年3月20日在沪宁火车站遇刺后第3天，即3月24日凌晨，凶犯应夔丞由英租界总巡率领巡捕多名，在迎春坊三弄妓女李桂玉家抓获，并押解至捕房。[14]待至天明，捕房又派巡捕押解应夔丞至其家查抄，是为第一次搜查。《民主报》曾对搜查情况有如下报道：

应家住新北门外文元坊，门首有一长而大之牌，上书“江苏巡查长公署”数字，余一牌为“中华民国共进会机关部”，盖应亦为共进会会长。共进会则从前之哥老会所改组者也。既至应家，分派巡捕多人，先行把守，入内检查。有二室最为紧要，查出公文信件甚多，只将信面略阅一遍，至其中作何语，则未及细阅，由法总巡封完，担负保存责任。尚有一铁箱未启，其钥匙存法总巡处。[15]

由于应宅所在文元坊属法租界管辖范围，因此搜查主要由法总巡及法捕房负责。3月25日下午及26日下午，法捕房及英捕房又先后对应宅进行了第二、三两次搜查，《民立报》续有报道：

昨日（指3月25日——引者）下午四时，法捕房捕头蓝君，带同译员赵振生，偕国民党一人，并西探三名，华捕四名，续至拱宸门外文元坊北弄第二号应桂馨住宅，入内搜查。应之门首，悬有牌子三扇，一为“中华民国共进会机关部”，一为“江苏驻沪巡查长公署”，一为“文汇公司经租处”。入门后，即派华捕两名、安南捕两名驻守大门，禁止闲人出入。蓝君等入内，仅搜查房屋两间，所得公文凭据甚多。后抬出红漆皮箱一只，上有长春栈封条，带回捕房。并抄得极要之证物，则六响手枪一把是也。该枪内尚存子弹三枚，未曾放出，当日在站前后共放出三弹。[16]拆验其中之枪弹，则与宋君所受之子弹同式，此其最要之证据矣。又闻是日检查时，卜总巡及陈交涉使与王宠惠君、陆惠生君亦至。应夔丞亦由捕房用手铐铐住送来，见人犹逐一点头，如无其事。检查时，陈交涉使不许他人跟随入内，国民党员与之力争，乃仅许一人，其人则陆惠生君也。至于应家内，巡捕看守甚严，即水龙皮带等亦均配好，以防凶徒纵火。计应之住宅共有楼房五幢，厢房两幢，其家人口甚多，法捕房搜查毕，即将其家之男妇一干人，带入捕房中……连来客共计二十六人，俟将来审明后分别拘留、释放。至昨日（指3月26日——引者）下午四时，又经法副领事李君偕同蓝总巡并赵翻译等至应宅搜查，抄出外国式、中国式箱子各一只，内储要件甚多，亦即带回捕房，留候检视；一面仍饬各捕看守前后门，候再查究。[17]

其中3月26日下午第三次搜查情况，《民立报》另有更详细的报道，说是日“下午两点三十分钟，英捕房卜总巡谕饬西探头目阿姆斯脱郎（又译作‘安姆斯脱郎’），带同西探至法捕房，向捕头蓝维霭君声请会同至应桂馨家第三次搜检证物。蓝君诺之，即偕同译员赵振生、西探二名、华探四名至应处，又搜得手枪一支，子弹两封，约十余粒，暨共进会簿据数本，皆有入会人名登载，秘密收藏者，亦为案中要紧证据，由应在捕房供认指出，前往吊取者也”。[18]对于从应宅拘押的26人，法捕房将其分为来客与眷属异室看守，然后对来客逐一审认，发现当中有一身材短小、身着新服者，颇为可疑，遂派人至沪宁车站觅得当时曾见凶手面目者一人至，经辨认，确认其人就是刺宋凶手，姓武，名士英，山西人，又名吴福铭。武亦供认不讳，亲自签字。

从上述情形来看，搜查过程中捕房首先对应宅进行了严密封锁，禁止闲杂人等出入。参与搜查者既有法捕房，又有英捕房；既有西探，又有华捕、安南捕；既有政府官员，又有国民党代表。而且在三天内进行了三次搜查，应该说是很彻底的。不仅如此，搜查结束后，应宅依旧派捕看守，“所有应之家人，除佣仆购物外，不得自由出入”。[19]又据《顺天时报》报道，应夔丞被拘押约两个小时后，即24日凌晨“二时许，即有应之党羽纷纷以电话警告，令将家中所藏信件、军械藏匿。此电话均为捕房中人所接，因将室中所有重要对象一一搜出，其余均加以封识”。[20]可见，由于搜查及时，避免了应夔丞家人及其党徒隐匿、销毁证据。英法两捕房将宋教仁遇刺“视为非常重大之案件，故于其种种人证，皆极注意。其最关紧要者，则凶犯行刺前后关于此案之往来电报也，故中西官预约会同查看，会同签字，封固保存，尤为此案搜检证据最紧要之关键也”。[21]总的来说，宋案搜查证据环节，并无明显漏洞，故无论政府方面、国民党方面，还是外间舆论，此后均未就此环节提出异议。

2.证据移交

宋教仁遇刺系在华界所属沪宁火车站，而应、武二犯被擒分别在英、法两国租界，故二犯应在何处审理，中外意见不一。上海地方检察厅“以起案地点系在铁路华界，不涉租界范围，且敢暗杀民国伟人，不法已极，亟应并解地方官，按律严办”。英捕房意见则“以年来暗杀迭见，迄未一破，今既目罹法网，应将各人证移送英廨，归案澈究”。而法捕房则提出“应家宅、羽党均在法界，自应先由法界讯明，再行核办”。[22]最后经协商，决定先由英、法公廨会审讯明，然后再移交华界法庭审理。

从3月31日起，至4月12日止，英、法公廨先后对二犯进行了七次预审。其间，因审讯需要，会审公堂曾启示应宅所搜出铁箱内证物。为防止证据调包，国民党及政府方面代表进行了严密防范。铁箱启封时，“上海国民党交通部公推陆惠生君等前往监视。其铁箱中所贮藏之物件，一一以簿列号登记之；其重要之证据，程雪楼、黄克强两君暨交通部之特派员陆君，均于其上捺印，预防未来之更换也”。[23]至第七次预审时，“经总西探阿姆斯脱郎偕同法捕头，将所有英、法两捕房在应犯家抄获之文件证据尽行送案，计黑皮箱一只（箱面贴有上海新长春栈字样），油纸包四个，大木箱一只”。[24]于是进入证据检点、移交阶段。中国政府代表德雷斯律师提出，“此案原□且系江苏都督，堂上既欲移交，应请即刻将此案移交苏都督办理”，并提醒公堂“捕房保护此案证据如何竭力慎重，外人并无间言，将来将证据缴呈，亦请公堂照捕房办理，不使外人有间言”。[25]4月14日，公堂召集各方代表，当场对证物进行检查，以备移交。《时事新报》详细记录了点交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