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洪决意杀宋深层原因

案审至此，有两个问题必须回答。第一个问题是：洪述祖为何决意要杀宋？第二个问题是徐血儿提出的：“勋位为大总统所特授，则洪不得袁之密令，岂敢向应打此诳语？洪苟打此诳语，则‘燬宋’之后，洪将何以报应？”[279]

回答第一个问题，首先应当考虑到洪述祖当时的处境及其行事方式。对于已经五十多岁的洪述祖而言，他的追求只有两样，一是谋利，一是做官。就谋利而言，观其与应夔丞借收抚共进会向中央骗款、借构陷“孙黄宋”向中央索款，以及借对宋下手之机帮应夔丞低价购买公债，何一不是为了谋利。刺宋案发生后，与洪述祖有戚谊的内务部次长言敦源曾对《民立报》记者讲道：“最近闻洪对人言：彼已五十余，不弄几个钱怎么得了，所作的事确是为骗几个钱。其卑鄙可知。”[280]就做官而言，洪以“革命元勋”自居，但仅任内务部秘书，故“嫌位卑”而不安于位。观其1912年11月29日致应函中“兄亦待款孔亟，并欲设法加一浙江巡查长”一语，[281]已将其谋利、做官两种追求暴露无遗。1913年2月11日，洪在致应函中又提出：“苏省各路观察使尚未定人，兄思于常镇或淮扬分一席，然须雪老（指江苏都督程德全——引者）同意电保，弟晤时能一提否？倘前途不以为然，则亦密示为要。”[282]2月22日，洪写信告应：“观察使（镇江关监督尤好）一节，庄思缄已两次与雪老言之而有阻力，请探其内容，疏通之。”[283]3月6日，洪又在致应函中有些失望地说：“观察使一节，想程、应（指江苏民政长应德闳——引者）两人不赞成，请将实情告我。”[284]也就是在此函中，洪显露杀宋之意。

洪与应结识不久，便举荐其任江苏驻沪巡查长，并竭力助其取消黎元洪通缉令，又请总统下特赦令，目的不过是欲与应合作谋利，并利用应之帮助，运动做官。然而，结果是，除了借收抚共进会骗得一些钱外，借构陷“孙黄宋”索款以及运动做官，皆以失败告终。尤其出乎洪预料的是，在购买所谓“宋犯骗案刑事提票”一事上应夔丞会食言，不仅欺骗了中央，也欺骗了其本人，这使得洪在袁世凯面前信用尽失。款没索到，官没做成，现在连袁世凯这座靠山也将可能失去，对洪而言是很致命的打击。而从洪述祖3月18日催促应夔丞杀宋一电中“倘空言，益为忌者笑”一句所表达的心情来看，洪述祖极有可能还因为购买“宋犯骗案刑事提票”无果而受到袁的嘲笑。袁嘲笑他尽说空话，而这显然刺激了洪。因此，他亟须做一件事来给袁世凯以交代，挽回袁对自己的信任。“洪本著名胆大妄为之人”，[285]“心术险狠，尤有敢作敢为之胆量”，[286]又“善窥人意，以为媚上之术”，[287]加之事关自身前途，这才先后假托中央“燬宋酬勋位”及“债票特别准”，诱使利欲熏心的应夔丞将宋教仁杀害。而他敢于做出这一选择，除了自恃与袁世凯有特殊关系外，显然也是因为他透过解散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以及构陷“孙黄宋”等事，深切领会了袁欲对付国民党人的心思，只不过袁世凯作为临时大总统，对付国民党的手段很多，无须采取暗杀这样的办法。关于这一点将在第五章进一步论述。

除为个人私利前途计外，不可否认，洪述祖杀宋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政治方面。洪逃往青岛之初，曾口出狂言，“谓共和系我首功，无我即无共和，宋教仁反叛民国，自可杀”。[288]又对前往青岛与其见面的言敦源声称，“共和乃彼手造，宋主张政党内阁，是破坏共和，余故杀之”。[289]在5月3日通电中，洪述祖也把自己说成共和维护者，其言道：

述祖于辛亥秋与唐绍仪在北方赞成共和，期为救国起见。一年以来，党争日剧，怪状百端，使全国陷于无政府地位，心窃痛之。尤以上年宋教仁等连带辞职，要挟中央，为党派专制之祸始。中国教育幼稚，人材缺乏，合全国稳健分子，立贤无方，共谋政治，尚虞不济，宋教仁乃欲借政党内阁之说，以遂其植党营私之计，垄断政界，党同异伐。一室操戈，是共争也，非共和也，是党派专制也。其弊甚于满清贵族专制，其祸必至于亡国灭种。而一般盲从之徒不知宋教仁行伪而奸，言伪而辩，一倡百和，搅乱大局。非讦发宋之劣迹确据，宣布中外，不能毁其名誉，败其势力……述祖宗旨不过欲暴宋劣迹，毁宋名誉，使国民共弃去之，以破其党派专制之鬼蜮而已。[290]

洪述祖诡辩其所作所为仅是为了“毁宋名誉”，但如前所述，宋教仁为其造意杀害，毫无疑义。洪述祖的通电，让我们联想到2月底3月初袁世凯借与“某政客”谈话向外界公开表达的内政、外交主张。其中内政方面，袁世凯首先对“每举一事，党界攻击不留余地”不以为然，表示“吾既受同胞之托，自当尽心办事，不辞劳怨，宁牺牲名誉，不能听少数人之主张而沮吾气”，接着说：

目下内政方面，尚须以维持现状为第一要著。各处内乱，多由少数人嚣张所致。中下之流以谣言为是非者多，中上人物为大局计，须以稳重态度对待之。遇有谣传是非，若先自惊惶，随声附和，即有少数土匪乘之窃发。但国法具在，不难剿定。军警严遵命令，保卫秩序，报章辨别是非，黑白自分。一俟国会召集，若选举余为正式总统，余必组织有才有识之内阁，督率文武百官，抱定不移宗旨，按照法律，实心办事……三十年后，何患不臻富强，安有再如今日之穷困乎？此则吾之志也。[291]

正是在袁世凯发表以上谈话后几天内，洪述祖产生了杀宋念头，而从洪述祖5月3日通电可以明显地看出其在政治上对袁世凯的迎合。袁强调“维持现状为第一要著”，洪即攻击国民党“扰乱大局”；袁坚持其一贯的“人才内阁”主张，要组织“有才有识之内阁”，洪即坚决反对宋教仁的“政党内阁”主张，称后者为“植党营私”，“党同异伐”，“一室操戈，是共争也，非共和也，是党派专制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国民党人并不认为像洪述祖、应夔丞这样的人有自己的政治主张，试图以此来论证洪、应没有动机和理由杀宋，真正欲杀宋者是洪、应背后的主使之人，也就是受到宋教仁政党内阁主张威胁的袁、赵。因此，当赵秉钧于“勘电”中认为杀宋起意于应夔丞，“应犯谋刺宋教仁，其杀机起于《民立报》载宋在宁之演说”时，徐血儿批驳道：

宋在宁之演说，即演说责任内阁及平民政治之精神并攻击政府之失政者也，此种演说，光明磊落，为政党首领所应有。赵何以即知杀机即起于此？且此种演说，纯为政治上问题，于洪述祖、应夔丞有何关系？更何足引起洪、应暗杀宋先生之动机？以此相质，则暗杀之动机既起于是，洪、应二人决非主谋可知。[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