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袁拒绝洪“收拾”反对党一二人建议
袁世凯对宋教仁心有不满，并暗中支持洪、应实施构陷“孙黄宋”计划，这一点确定无疑，但他却没有像国民党人所说那样，“倾陷不成，而暗杀之谋乃亟”。[22]
如前所述，造意杀宋之人是洪述祖，而非袁世凯、赵秉钧或应夔丞，转折出现在3月6日洪述祖致应夔丞“除邓”一函。该函为洪述祖亲笔函，在1917年上海公共公廨第二次预审洪述祖时，唐绍仪曾就此函笔迹出庭作证，接受原告律师马斯德诘问。唐称：“与洪述祖相识多年，昔在天津时，被告尚无职司，常到我处叙谈彼之诗词文字，我亦见过其笔迹，尚能辨认。至案内洪与应桂馨之信函，确系洪之亲笔。”美副领事博式金亦诘问：“顷所呈应桂馨案中之信函两封，尔云确系洪述祖笔迹，有无错误？”唐答称：“中国文字历久不能改变，即十年、二十年亦能辨认，并无错误。”[23]第五次预审时，马斯德又将被告亲笔信函七封邀请唐绍仪上堂逐一给予阅看，并问：“此种信函曾否见过，究系何人笔迹？”唐答称：“见过，均系洪述祖之亲笔。”[24]
由于洪述祖在1912年11月1日致应函中，曾有“除你我私信方亲笔也（余外均预备送大总统阅）”的约定，[25]因此，他在3月6日函中唆使应夔丞对宋“乘机下手”，完全是其个人对应夔丞发出的信号，这是杀宋之意产生自洪而与袁世凯无关的一个铁证。现在的问题是，洪述祖产生杀意后，袁世凯和赵秉钧是否知情，态度如何。
由于赵秉钧至迟在2月22日已将“应密电本”交与洪述祖；更由于洪述祖与赵秉钧的关系并不融洽，根本不可能将刺宋这样的机密事情报告赵秉钧，因此，赵秉钧对洪述祖计划杀宋并不知情，是可以确定的，详细论证见后。这样，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到了袁世凯对洪述祖计划杀宋是否知情上了。恰好，王治馨在3月30日宋教仁追悼大会上演说时，不经意间披露了他从赵秉钧那里得到的相关内幕，他说：
前日（指3月28日——引者）赵与总统面谈……总统说：洪述祖曾有一次说及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之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总统答以反对既为党，则非一二人之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云云。[26]
演说并未提洪述祖何时向袁世凯建议收拾反对党一二人，不过《民立报》驻北京记者随后有进一步的信息披露，谓：
宋案发生前十余日，洪曾谒总统，谓：反对党牵剌太甚，不如除去二三人。总统申饬之，谓：反对既为党，则非一二人，此事如何做得。[27]
按此时间计算，“宋案发生前十余日”，也就是3月20日前十余日，具体讲，即2月下旬至3月10日之间。现在我们根据《大公报》“车站纪事”，将洪述祖在此前后的行踪列表如下（见表5-1）。
表5-1 1913年2月下旬至3月中旬洪述祖行踪
据表5-1，2月22—26日洪述祖在北京，但当时他尚未产生杀宋之意，因此不可能向袁提出“收拾”反对党一二人的建议。2月27日以后，直至3月6日（包括3月6日），洪述祖一直在天津，也不可能有面见袁世凯提出建议之事。因此，他谒见袁世凯只能在3月7日回京后三四天内。洪述祖这十几日的行踪向我们透露了一个重大信息，即他3月6日致函应夔丞，唆使其对宋教仁“乘机下手”，系在其天津私宅发生的事实，这是杀宋造意于洪述祖而与袁世凯、赵秉钧无关的又一铁证。
洪述祖给应夔丞发出指令后，方于3月7日入京，在当天或随后几天内谒见袁世凯，试探性地向袁世凯提出“收拾”反对党一二人的建议。由“何不”“不如”等用词也可以看出，杀宋起意于洪述祖而非袁世凯，否则洪述祖便不需采用此等试探语气，可见他对袁世凯是否同意杀宋并无把握。另外，从第四章所论可知，为了配合其向袁提出“收拾”反对党一二人的建议，洪述祖同时又亲自执笔，或由其幕后推动，在报上抛出《驳宋遯初演说词》与“北京救国团”通电，攻击宋教仁和国民党在库伦独立及大借款问题上对政府的批评。而从袁对赵秉钧所云“洪述祖曾有一次说及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之政见不同”一句来看，恰与洪述祖的上述动作相印证，这就有力地证明了袁世凯对赵秉钧所透露的内幕完全属实。
因为是试探，洪述祖并没有向袁世凯提出具体“收拾”对象，但由于自2月初以来，洪、应一直在袁许可之下设法购取“宋犯骗案刑事提票”而未有结果，袁世凯大概能够猜想得到，洪述祖此时所欲“收拾”者为何人，只是洪述祖既未明讲，袁世凯也无法挑明，但袁明确表示此种做法“实属不合”，实际上等于否定了洪的建议。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洪明露杀宋之意始于3月6日致应夔丞函，至于其内心何时产生杀宋念头，可能还要早些。据事发后被拘拿的洪述祖天津家中仆人交代，洪述祖早在2月27日，就将家眷由北京搬至天津宿纬路自置房内居住，[28]这与《大公报》“车站纪事”中2月27日洪述祖“由京来津”的记载正相吻合。洪述祖的这一举动很可能意味着他正在为采取重大行动而预做准备。照此看来，不能排除洪述祖在3月6日之前一周一直在酝酿杀宋，3月6日函指示应夔丞对宋“乘机下手”是其深思熟虑的结果，并非随意讲出。
虽然袁世凯拒绝了洪述祖的建议，但宋教仁不久还是被刺杀了。京师警察厅总监王治馨对此有个解释，他说：“现在既闹出此种乱子，难保非洪述祖藉此为迎合意旨之媒，惟有极力拿治，以对死者。”[29]所谓“难保非……”可以解释为“很难说不是……”，亦即“很有可能是……”之意。“迎合意旨”，是王治馨的判断。迎合谁的意旨？因洪述祖欲“收拾”反对党一二人的建议系直接向袁提出，故只能解释为迎合袁的意旨。袁的意旨为何？对付反对党是也。因袁欲对付反对党，故洪杀宋以迎合袁。而袁世凯的说法则是：“想系渠（指洪述祖——引者）误会政府宗旨，致出此等不法手段。”[30]所谓“政府宗旨”，显然不是要严格禁止对付反对党（否则洪之建议不可能付诸实施），而是指应当以“合法”手段对付反对党，洪、应杀宋行为与政府宗旨不合，故袁称之为“不法手段”。但问题是，“政府宗旨”如果真是要以“合法”手段对付反对党，何以洪述祖会“误会”？难道洪不知杀人为“不法手段”吗？显然，袁的解释还不能令人满意。据《顺天时报》报道，洪述祖提出“收拾”反对党一二人的建议后，袁世凯表示：“彼等一方面捣乱，已足破坏民国，吾何忍更为捣乱？”[31]而据《大中华民国日报》报道，袁的反应是表示：“如此办法，实属不合。”[32]应该说反对态度明确，但不够强烈。或许正是由于袁的反对态度不够坚决，给了洪述祖自我判断的空间，造成了其对“政府宗旨”的“误会”。而袁之所以反对不够强烈，可能是因为他以为洪述祖不过说说而已，没料到洪会真的付诸行动。从袁世凯得知宋教仁被刺消息后“大为惊诧”来看，也反映了这一点。[33]《民立报》因此批评袁世凯道：“袁当时徒以荒谬目之，不予即究，此其失策之甚，而袁氏心迹所以不易见明于国民者矣。惜哉！”[34]又谓：“洪述祖敢于总统前进其邪说，请收拾反对党一二人，总统匪特不加严究，且仍令混迹内部，即此已无以对我国民云。”[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