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赵卷入构陷“孙黄宋”阴谋及中途退出（第2/3页）

二月四日洪致应函有“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等语。无论洪述祖并无谒见总统之事已如上述，即果谒见，而查阅该函于“即望进行”云云之下，紧接“兄又略提款事，渠说将宋骗案情及照出之提票式寄来，方可征信”等语。可知款系收买提票之款。上段所谓“喜悦”，所谓“进行”，均指提票而言，缘二月二日应犯寄程经世转赵总理冬电内本有“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警厅供抄、宋犯骗案刑事提票”之语。则二月四日之函，即以复二月四日之电，若合符节。推之来电（指程德全、应德闳1913年4月25日宣布宋案证据之“有电”，赵秉钧“勘电”系据“有电”所列证据一一自辩——引者）所开二月八日洪致应犯函“宋案有无觅处”，及二月十一日洪致应犯函“宋件到手，即来索款”，二月二十二日洪致应犯函“请款总要在物件到后”各语，皆指收买宋在日本“骗案刑事提票”而言，决不影响于谋杀，且皆洪假政府名义诳诱应犯，决非受政府之嘱托，以其毫无政府委任之凭证故也。[141]

赵秉钧本来是要辩解他和政府与杀宋无关，结果这段辩解正好等于承认阴谋构陷“孙黄宋”实有其事。但他又辩称这些行为系“洪假政府名义诳诱应犯，决非受政府之嘱托，以其毫无政府委任之凭证故也”。这当然是很无力的辩解，因为以阴谋手段诋毁政敌并不是什么光彩事情，政府当然不可能给予洪、应委任凭证。赵秉钧又辩称，“凡属应密来电”，由于秘书洪述祖没有译呈，自己并未看到，他说：

来电所称一月二十六日应犯寄赵总理“应密径电”及二月一日应犯寄赵总理“应密东电”，本总理至今未见。证之来电所称二月二十二日洪致应犯函有“智老已将‘应密电本’交来，纯令归兄一手经理”之语，可知凡属“应密”来电，洪述祖均未译呈，本总理无从查阅也。[142]

又在接受《新纪元报》记者采访时有如下问答：

问：应以密码拍电与君否？

答：有否余不得知，盖“应密电本”既在洪手，“应密”电至，电报房即交洪译，洪抗电不呈，余为所蔽，此实余罪。然无论何等人为长官，亦必不能日携密电本百余册，不令秘书经手也。

问：然则洪、应来往函电，君一无所知否？

答：余以菲才，总揽国务，绠短汲深，日苦不给，安有余力，问此闲事。[143]

对于赵秉钧的辩解，徐血儿进行了极有力的辩驳，指出1月26日“径电”、2月1日“东电”系应夔丞直接发给赵秉钧，事涉“机要”，秘书既不能也不敢不译呈赵秉钧。他说：

按一月二十六日应寄赵之“径电”，与二月一日应寄赵之“东电”，皆应直接电赵者，赵何得云“至今未见”？应寄赵电或先交秘书译出，惟秘书决无代赵阅看不交赵阅之理。赵前不云乎“密码电报本系机要”，应“径”“东”两电皆系“应密”，既用密码，则秘书必以为关于赵、应机要之事，则秘书又何敢不呈总理阅过？且“径电”中有“国会盲争，真象已得”之语；“东电”中有“宪法起草创议于江、浙、川、鄂国民党议员，现以文字鼓吹、金钱联合，已招得两省过半数主张两纲：一系总理外不投票，似已操有把握；一系解散国会，手续繁重，取效已难，已力图。此外何海鸣、戴天仇等已另筹对待”之语，其中皆往来协商所谓“机要”之事，秘书安知其中原委，则秘书又何能不呈总理阅过？既不能，又不敢，则赵当时必曾亲见此两电稿矣。所谓“至今未见”者，将谁欺耶？[144]

至于2月2日“冬电”，收电人为“国务院程经世君转赵鉴”。洪述祖2月4日复应函有“‘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之语，说明程经世将“冬电”译呈给了赵，而后赵交给了洪。洪在2月4日复应函中又有“望弟以后用‘川密’与兄，不必再用‘应密’，缘（经）程君之手，即多一人也，且智老处手续不甚机密”等语，[145]也说明此前“应密”各电均已经程经世之手译呈于赵。因此，赵秉钧看到了1月26日“径电”、2月1日“东电”及2月2日“冬电”，确凿无疑。赵秉钧试图以洪述祖2月22日致应夔丞函中有“智老已将‘应密电本’交来，纯令归兄一手经理”一语，否认洪述祖译呈以上三电，从而否认自己曾看到三电，显然不具有说服力，因三电发出时，“应密电本”尚归国务院秘书程经世掌握，并未归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一手经理”，谈何“洪述祖均未译呈”。由赵所辩可见其“心慌意乱，欲盖弥彰，其情殊可哂笑”。[146]

但2月2日“冬电”是否如洪述祖2月4日致应函所云“‘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颇有喜色，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云云，国民党人和赵秉钧解释又不相同。徐血儿认为“此函实袁、赵主使诡谋之铁证”，并将赵交“冬电”给洪之举，解释为“赵得此电，若当面将此电交袁相商，面子上未免觉得难看，故以此电交洪述祖，令洪述祖面呈总统”，[147]这其实夸大了赵在构陷“孙黄宋”诡谋中所起的作用，高估了赵对此事的积极性。赵对袁、洪特殊关系是很清楚的，根本无须他下令，洪就会将“冬电”呈袁。赵将“冬电”交与洪，实属顺水推舟。正因为赵秉钧对构陷“孙黄宋”态度消极，因此，当后来洪述祖从其手中借走“应密电本”后，赵秉钧并没有催还（详下文）。洪述祖则在2月22日致函应夔丞，有“以后勿通电国务院（除巡缉长之公事不计），因智老已将应密电本交来”之语，[148]这样，“应密电本”就被洪述祖掌握，“只为阴谋不轨之用”。[149]

至于洪述祖接到“冬电”后，是否“面呈总统”，赵秉钧在“勘电”中也予以否认，但如前所论，他的辩解并不能成立。[150]他之所以竭力否认洪述祖曾将2月2日“冬电”面呈袁世凯，既是为了掩饰自己曾参与构陷“孙黄宋”阴谋，也是为了掩饰袁世凯曾主使构陷阴谋，二人在此事上有共同利害。

另据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记述，宋教仁被刺消息3月21日传到北京时，国务院正开国务会议，总理赵秉钧大吃一惊，旋被总统府来电请去谈话。此时在会场中，司法总长许世英和记录秘书恩华之间有如下对话：

司法许世英问：“院中近来曾接上海特别密电否？”记录秘书恩华答言：“本年似在一月间某日深夜，上海来‘应密’急电，电务处向秘书厅取密本，厅中查未有此‘应密’。是夜本人（恩自谓）在院值班，即到总理处取来‘应密’本。此本皮面，原写‘洪密’二字，‘洪’字涂去，改‘应’字。译出，只有‘某日到沪’数字，下款当时不甚注意，已记不清。当时译电并原密本亲呈总理。总理谕：‘以后如有特别密电来院，其密电本不在秘书厅者，即将原电径送我处自译。’电务处人言，以后亦未接有上海特别密电。”[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