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洪述祖落网及被处绞刑（第4/9页）

[8]《第六次预审记》，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274页。

[9]《应桂馨之就缚》，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44页。按应夔丞起初否认认识王阿法，至第六次预审时，应夔丞律师爱理斯与应夔丞之间又有如下问答。爱问：“汝识王阿发否？”应答：“有友来信介绍。”爱问：“王阿发带信来见你在何时？”应答：“三月一号或二号。”爱问：“信内何事？”应答：“信内说，我有一人，你要用否？”应夔丞所说友人即吴乃文，应并向爱理斯提到：“所有吴乃文荐信，亦存捕房。”（《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续），《国民月刊》第1卷第2号，1913年，第6页）按吴乃文所写介绍信，迄今尚未发现，但被捕后的应夔丞断定该信已被捕房搜去，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认识，即应夔丞对其律师所言他与王阿法结识情况属实，如此他所言才能与被搜去的介绍信内容吻合。

[10]《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国民月刊》第1卷第1号，1913年，第18页。

[11]《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续），《国民月刊》第1卷第2号，1913年，第2页。

[12]《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续），《国民月刊》第1卷第2号，1913年，第1页。

[13]《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续），《国民月刊》第1卷第2号，1913年，第1页。

[14]《宋先生被刺之痛史》，《民主报》1913年4月2日，第6页。

[15]《英捕房之注意》，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47页。

[16]《破获暗杀宋教仁案续志》，《神州日报》1913年3月26日，第6页。

[17]《第四次预审·王阿发之证词》，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261页。

[18]《第四次预审·王阿发之证词》，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262页。

[19]《第四次预审·王阿发之证词》，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261页。

[20]《第六次预审记》，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274页。

[21]《程德全保应原电》（1912年10月16日），《民权报》1913年4月8日，第7页。

[22]《特任驻沪巡查长应夔丞通告》（1913年3月13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4；《特任驻沪巡查长应夔丞劝告共进会总支分部各会员训词》（1913年3月18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1。

[23]仲材：《刺宋案之六不可解》，《民权报》1913年3月26日，第3页。

[24]《共进会竟敢请还文件》，《亚细亚日报》1913年5月8日，第3页。

[25]陸惠生『宋案破獲始末記』、25頁。

[26]《探访宋案要证》，《新闻报》1913年7月28日，第3张第1页。

[27]关于武士英的出身及刺宋前经历，山西《河津文史资料》第5辑曾刊登一篇文字，可供参考。文中写道：“武士英，乳名盛娃，父亲早逝，靠母亲辛劳操持家计，艰难度日。武长大成人后，游手好闲，弃母不养。清光绪卅三年（1907），村（指河津县通化村——引者）人庞全晋（毕业于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奉派到贵州担任学堂监督，武随庞前往，初当庞仆从，后充厨子（炊事员）。武士英不甘居于人下，屡次要求回家，庞遂给予盘资，让其返晋，而武终未回原籍而仍在贵州流浪。时值南方各省革命党人到处举事推翻清室，武即投奔革命党，充当敢死队，转战数省，屡立战功，提升为下级军官（一说为营长），以后又脱离军旅，到了上海……做古董生意。”见刘大卫《民初的“宋案”与凶手武士英》，《河津文史资料》第5辑，政协山西省河津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9，第171页。

[28]陸惠生『宋案破獲始末記』、25—26頁。

[29]《宋先生被刺之痛史·凶犯拿获之详情》，《民主报》1913年4月2日，第7页。

[30]《凶犯侦缉·宋先生在天之灵》，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45页。

[31]《宋案大放光明·第三次预审详情》，《民主报》1913年4月10日，第7页。

[32]陸惠生『宋案破獲始末記』、28頁。

[33]《宋先生在天之灵·地方厅之索回罪犯》，《民立报》1913年3月29日，第11页；《破获暗杀宋教仁案七志·领事团之意见》，《神州日报》1913年3月31日，第6页。

[34]据《民主报》报道，3月31日，外交团特开会议，讨论准否引渡，法使首谓：“此案据驻沪领事报告，表面已有眉目，至其内容真相，现方着手调查，为保障租界治安计，此案暂时不能引渡。”德使谓：“本案虽含有政治性质，但未知目的所在，故现尚不能指定为政治或刑事，犯罪人之引渡与否，暂时不能决定。”美代理公使谓：“愈文明国人，愈讲人道。宋君被刺原因，无论出于何方面，均违背人道主义。中国自革命以来，暗杀案已数见不鲜，从未见有确实之办法。欲维持人道，自应在会审公堂审结。”英使则谓：“此案可资研究处甚多，欲知中国之前途，研究此案即可得其真相，故非调查证据，水落石出后不能引渡。况现在租界发生暗杀日见其多，而此案犯罪地点之沪宁车站，适又贴近租界，故于租界治安实又大有关系。”最后，各国公使表决，全体一致赞成刺宋案人犯引渡须从缓再议，以此答复外交部照会。见《宋案破获后之各方面观·外交团会议之内情》，《民主报》1913年4月2日，第3、6页。

[35]《宋钝初先生被刺之近情·武士英初审之口供》，《民主报》1913年3月31日，第3、6页。按武士英供词提到的共和实进会为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加入国民党的党派之一，应夔丞所创为共进会而非共和实进会。此处有可能是武士英记错，也有可能是应党故意欺骗武士英，以防刺杀行动将共进会牵连进去。又按，武士英供词中提到的与其一同至火车站的三人，除陈玉生外，另两人名字并不准确。据3月29日《中华民报》载：“上海公共捕房总巡卜罗斯君，查得该凶犯武士英堂前供涉之陈姓及另有二人同至车站者，陈姓即陈玉生，除已侦获外，另有二人，一系吴乃文，一系张汉彪。”（《其他之从犯》，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73页）武士英所供“张发标”应即“张汉彪”，“刘得胜”不能排除为吴乃文化名。至于陈玉生，当时曾有消息说被侦获，但从4月3日应夔丞写给言敦源的求救信中提到武士英供出三人“均未到案”这一情况来看，陈玉生实际上也未落网。（《应夔丞致言仲达书》，罗家伦主编《宋教仁被刺及袁世凯违法大借款史料》，第195—196页）参与刺宋的应夔丞党羽中，还有一人漏网，即《民主报》提到的在六野旅馆与武士英耳语之姓冯者，号玉山，又名鄂钧，一名岳军，38岁，广东顺德人。曾在京某衙门当差，后流寓沪上。上海光复时曾充光复军军需长。后退伍，无所事事。捕房查得其住处在北四川路洪吉里420号，派人侦缉，已不知去向。（上海特派员通信：《关于宋案之要闻种种·洪吉里之搜查》，《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4月3日，第2页）以上四人中，吴乃文与应夔丞关系最为密切，应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科长时，吴为一等科员，后帮应夔丞办理购买公债票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