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 老当益壮的洪承畴（第2/2页）

洪承畴开诚优礼，款待尽情。

孙可望大谈“取三省上献，以大一统之盛事”，他不仅提供了永历朝廷军事机密等各方面的情况，还与洪承畴“绘图讲究，有同聚米为山，明如指掌”，积极绘制“滇黔地图”，还为清军进攻提供了大量熟悉地形的向导。

于是，洪承畴留任平滇之决更浓，借孙可望之口给清廷上奏，称自己的招抚政策使“遐方人心深切向慕”，“数年之内，湖南以守为战，无隙可乘，以致云贵内变自生，人心解体。”“连年湖南、广西以守为战，节节严密，遂致内变，而决计奔投。”把孙可望降清之举描绘成全是自己的策略作用所致，全据孙可望降清之功。

这年十二月，清廷派内翰林弘文院学士麻勒吉为正使，礼部尚书兼内翰林秘书院学士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为副使赍册、印，专程前往湖南行册封礼，封孙可望为义王。

五月初二日，孙可望在麻勒吉等伴送下到达北京。

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

明遗民方文当时正在北京，目睹其事，赋诗寄慨云：“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争拥看其形。紫貂白马苍颜者，曾搅中原是杀星。”

次日，顺治皇帝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

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多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一万二千两，此外赐府第、赐蟒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红极一时的人物。

这时的孙可望诚惶诚恐、受宠若惊。

他觉得，自己现在不过是一条丧家犬，却得到了清廷如此重视，反观八年前（永历三年，公元1649年），自己举云南全省之地主动示好漂泊动荡的永历小朝廷，永历君臣却在封一字王上倍极刁难，他又如何不感慨良多，唏嘘不尽？

其实，孙可望用不着感慨、用不着唏嘘，和南明永历朝相比，清廷其实也大方不到哪儿去。清廷如果真舍得下功夫打赏，那就不会发生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姜瓖等人反水的事了，和郑成功的谈判也不会磨磨叽叽几年时间了。

其实，也正是在金、王、李、姜四人的闹腾下，清廷当政者多尔衮才弄清楚了之前自己在管理过程中的两点失误：一、权力抓得太死；二、在对待降官问题上态度过于生硬、方式过于粗暴。因此，他在管理制度上相应做了两大调整：一、改革中枢机构，在清廷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的人员安排上，按照满汉对等原则进行设置，所设置的满汉官员数量相等，身份平等、互不隶属；二、大胆放权，推行新的地方行政模式，鼓励降兵降将开拓进取。比如说，孔有德原来封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多尔衮分别改封他们为定南王、靖南王、平南王。这么改动的目的是让这三人不遗余力南下征战两广，多尔衮还明确表示：只要征下两广，则两广官员的任免权全由三人掌握。

也由此可见，和孔有德等人相比，孙可望的义王，只是一个称号而已，并没有实权。

非但没有实权，而且奉酬也很少。

按照《行在阳秋》和《鹿樵纪闻》两书所记，孙可望卖身求荣后，利用价值丧失，清廷就在一次围猎过程中，将他射死了。（《小腆纪年附考》和《清史列传》则载孙可望是因病去世，死得很早，抢在永历帝被杀前死了，不管真相是哪一种记载，反正，孙可望自投降了清廷，他的政治生涯已经终结，这对一个曾经会影响历史进程的历史人物来说，都是死了。）

不管怎样，孙可望的背叛，既削弱了永历政府的抗清力量，也暴露了云、贵的虚实。

清廷令洪承畴留原任，并于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公元1657年）十二月十五日正式下达三路进军西南的诏谕：

一、任命平西王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与固山额真墨勒根侍卫李国翰率领所部由陕西汉中南下四川，进攻贵州；

二、任命原定驻防江宁的固山额真赵布泰为征南将军，统兵南下湖南，由经略洪承畴拨给部分汉兵，取道广西会同定藩下提督线国安部，北攻贵州；

三、任命固山额真宗室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固山额真济席哈等统兵前往湖南，会合洪承畴节制的汉兵一道由湖南进攻贵州。

顺带提一下，清廷大当家多尔衮已于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病逝，当政的顺治帝继续了叔父多尔衮那“以汉制汉”的用人措施。不过，与多尔衮相比，顺治的汉化程度明显比多尔衮高，他不仅继续沿用“以汉制汉”措施，还借鉴了大明朝“以文制武”的用人思想，为了避免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姜瓖等人故事的重演。

这也是文官洪承畴为什么会得到清廷空前重用的原因。

洪承畴现在是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今湖南、湖北）、广西、江西、云南、贵州五省，权力极大，非但全盘执掌五省的兵马钱粮，而且对参战的提督、总兵以下的武官，五品以下的文官、武官副将等，均可以先斩后奏，很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