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第2/3页）
出于对故友的感怀之情，宗泽问起方承道的生活寒暖，表示如其有为难之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可尽力相助。方承道忙拱手作谢，说他虽系一介书商，粗茶淡饭尚能自足。何况宗老伯目下面临之艰难，殊非草民可比。他无力替宗老伯分担万一，已是深感惭愧，又岂可为之再添烦乱。唯望宗老伯能明察世事进退裕如，万事昌顺身康寿永，就是他与乃父在天之灵最大的愿望。
宗泽摇头笑叹，感谢贤侄的吉言，只是我等不幸生逢乱世，如今我又身负镇守汴京重任，确乎是难乎其难。进退裕如万事昌顺不敢指望，我这把老骨头在有生之年能做到的，恐怕也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是呵，宗老伯忠勇报国之志世所咸知令人景仰，然则只怕是——”方承道接着宗泽的话头说了半截话，却若有所思地停了下来，似在踌躇下面的话该不该说出口。
“嗯？只怕什么？”宗泽见状问道。
“这话……这话恐有些不入耳。”
“无妨。”宗泽豁达地把手一挥，“忠言逆耳利于行嘛。你父亲生前与我交谈时，十句话里常常倒有五句逆耳，我还偏偏爱听。这里没有外人，你有话尽管直说。”
“那晚生就冒昧直言了。”方承道喝了一口凉茶，放下茶碗直率地看着宗泽，“晚生以为，若宗老伯果真是一味只作鞠躬尽瘁之想，则祸不远矣。”顿了顿，他又用很恳切的语气补了一句，“不瞒宗老伯，晚生今日前来拜见，一来是行应尽之礼，二来也是为了提醒老伯此言。”
宗泽的面色严肃起来：“此言何解？”
“很简单，此非老伯全身之道。”方承道放低声音，徐徐说道，“守卫汴京之难，国策摇摆之遽，宗老伯比晚生清楚，无须赘言。由是，则不难想见宗老伯处境之险恶。这汴京守得住，老伯未见得有功；守不住，则必定有罪。甚至虽是一时守住了城池，却激起了金邦更强烈的报复欲望，朝廷不堪重压，亦不免迁怒于宗老伯。如此进退维谷之前景，宗老伯难道会看不出来吗？”
若在平日，宗泽闻得这般在私下里指斥朝廷的锋利言论，肯定会断然喝止。但由于因牛亨吉案而引起的烦忧正纠结在胸，此刻他却并未作色，只是浅浅地一叹道：“老夫既蒙朝廷委以重任，唯求尽职尽责而已。至于成败功罪，虑之过多无用，悉由天命定夺罢。”
“恕晚生不敬，宗老伯此言差矣。”见宗泽的态度是对上述言语予以默认，方承道下面的话便说得更加直接了，“朝廷对宗老伯名为倚重，实为排挤。否则以宗老伯之资历功勋，岂会屈居于谄媚小人之下，只落得一个区区汴京留守？而宗老伯纵使再劳苦功高，又岂能见容于那班宵小奸徒？宗老伯固忠矣，惜乎朝廷却非义也。从来权奸居于内，良将莫能成于外，昔日杨家将的下场，即为显例。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前车之鉴不可不察。此患不虑之，焉得无祸哉？”
这几句一针见血的话，若是从一个身居朝堂的政要口中说出，或许未足称奇，然而一介市井平民，能有如此见地，其洞察力就显得非同寻常了。宗泽于惊叹之余暗忖，到底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个方承道的秉性才具，正与其父如出一辙。
他承认方承道说得透彻中肯，但因其言过于直露，却不能公然表示赞同。因恐方承道再说出更为犯忌之语，他连忙阻止道：“这话到此为止，你在老夫这里说说也就罢了，不要在旁处说。祸从口出，你父亲正是因为恃才傲物言论过激，才耽误了一世功名。”
“是，晚生晓得利害，这样的话自是不敢在旁处乱讲。”方承道恭顺地道，“但宗老伯于我方家恩重如山，晚生对宗老伯却不可言无不尽。除此之外，无以为报也。”
宗泽深表理解地点点头：“贤侄之意，老夫心领。行走官场，如履薄冰，该留心处，老夫自会留心。”
“如此晚生便心安了。如今世事动荡，瞬息万变，事到临头极难措置。唯望宗老伯把握时机，善自珍重。”说完这几句话，方承道便站起身来，要拱手告辞。
宗泽正欲举步送客，方承道又回转身来，说他现有经营书肆之便，如宗泽有何欲读之书，他可帮助搜罗。宗泽乃嗜书之人，此番上任，行色匆匆，正愁手头所带的典籍不多。方承道这话恰逢其所需，于是他也未客气，就吩咐亲兵取来文房四宝，笔走龙蛇地开列了一张书单。
方承道的登门造访，前后统共不到一个时辰，却在宗泽心里激起了一股少见的波动。
方汉奇终生怀才不遇有翅难展的遭际，令宗泽惋叹不已；方承道所表现出来的殷殷铭恩之情，令宗泽感动有加；而方承道那番直言不讳的提醒，则更是久萦不散，禁不住地引起了宗泽的深思。
其实，作为一名久经宦海的老臣，对方承道之所言种种，宗泽心中岂能没数，只不过是出于无奈，不愿去正视而已。可是在方承道的挑明之下，他却不能不承认，他对这些恼人的现实问题的回避，实在是无异于掩耳盗铃。连方承道那样的平民都能一眼看破的政坛状况，是他想回避便能回避得了的吗？然而倘对其事稍加正视，难解之结便接踵而至：面对如此境况，应当何去何从？
他体会方承道是给了他一个化险为夷的暗示：把握时机，善自珍重。以他的理解，此言的内里之意，就是及时告退，归隐避祸。对他个人而言，这的确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他宗泽已是古稀之人，对于高官显爵已无所谓；他虽无万贯财富，家境也还殷实；余生所求之福，也就是个长寿善终了。若是趁此汴京形势暂安之机，称病告老还乡，则从此即可超然度外颐养天年，远离恶风险浪而一世英名无损，岂非忧患自消两全其美乎？当然这只是从一己利害来考虑。若从社稷安危的角度去看，话便不是这般说。
宗泽从来就不是一个庸碌投机之辈，自入仕为官以来，亦从未有过一事当前先求明哲保身的时候。但他毕竟也是肉体凡胎，让他在任何时候皆能将一切个人利益统统置之脑后，也不可能。这时在宗泽的脑际间，便不由得浮起了一层惘惑。除了对坚持尽忠报国将面临的种种艰险，以及可能为之付出的种种代价的思虑，一时间，还冒出了一个如此做来值与不值的问题。
方承道那寥寥数语，竟然能导致他泛起这个念头，宗泽不禁暗自惊讶。但他认为这不能怪方承道。他自知这个问题此前在他心里并非不存在，只不过是被他有意地压制着，尽量不去触及罢了。对这个问题自然可以有不同角度的说法，但不管怎么说，朝廷的忠奸不辨、是非不分，却是个令人感触甚深的事实。对于这样一个令人心寒齿冷的朝廷，有必要拼将风烛残年，冒着身败名裂之险，忍辱负重地为它顶缸卖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