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保皇会的勤王谋略

清廷宣布立储并加紧迫害帝党和维新人士，使得康有为意识到指望当朝执政自行回到变法的道路上可能性甚微，终于将保皇会筹划年余的勤王推入实际运行的轨道。历来论及保皇会的勤王运动，受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有意掩饰和放大相关史实的影响，都以唐才常和自立军为主。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内外陆续披露的资料动摇了这一看法的基本论据，一些学者对其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1]由于这些以函札为主的新资料夹杂大量隐语代码，而且内容杂乱，解读相当困难，迄今未能有效应用。以往围绕这一事件的聚讼纷纭，主要源于对史料史实的误判，一方面不能正确释读原始资料，另一方面又受事后回忆的误导。从目前情况看，进一步发掘新资料固然重要，对已经公开的各种资料进行认真的考校参证，更为迫切。因为这不仅可以澄清基本史实，在此基础上，重新勾画出保皇会勤王战略及其行动和结果的轮廓，而且有助于防止对新史料的再度错解，以免以讹传讹。

第一节　重在两广

武力勤王计划动议于唐才常，湘鄂又最具声势，但在保皇会的战略框架内，自立军只是“数路大举”中的一路，而且不是主力正军。

当勤王运动偃旗息鼓，而部分保皇会军将仍不肯善罢甘休之际，康有为致函坚持要继续尝试在广东举事的“井上”，即梁炳光，其中谈到整个勤王谋略的发端及其变化。他说:

自去年决计用兵以来，仆家本将门，又少知地理，综揽大局，专意桂湘，以为桂乃空虚无人之地，湘乃入鄂扼要之枢。吾新造之师不能当整兵，而只可乘虚势。以湘多义士，故嘱黻谋湘，而起点自桂。至于故乡，则兵力甚厚，且有交涉，除逼胁外，无用兵理。故任与诸子，及一切京中诸士，皆主谋粤，而仆前后皆决弃之。任前后十余书，皆已驳斥。是时惟黻赞此议，诚为绝识也。……前后同仆议者，惟一黻丞，而其后来经营六省，亦竟忘专力于湘之一义矣。以黻之才识绝人，而犹如此，盖久则易移也。即仆虽见及此，卒亦不能力持，而为众所夺，是亦仆之罪也。[2]

据此可知，一、保皇会决定具体的用兵方略，应是1900年2月的事。二、其主要战略方向是“专意湘桂”。三、梁启超对此计划不以为然，其他康门弟子乃至京中诸士，也主张谋粤为先。四、唐才常是唯一支持康有为决策之人，但他后来也转而经营长江流域中下游六省，并非专力于湘。揆诸史实，其说多能得到印证，尽管其中也有若干不尽不实之处。

戊戌政变后不久，康有为等人很快决定以勤王为救上复政的重要途径。1898年11月初，康有为发布“奉诏求救文”，明确发出“勤王”号令:

同举敌忾勤王之义，咸厉奔问官守之心，名义正则天助其顺，圣主存则国赖以兴。[3]这一武力倾向的呼吁，改变了空言复辟和一味依赖外援的被动。此一变化，很可能与唐才常的到来有关。

1898年10月31日，宗方小太郎“与柏原（文太郎）同至加贺町访问康有为，湖南[南]学会代表人唐才常在座。唐系湘中志士，声言因拟发动义兵，来日借兵并兼请声援。康有为频频乞求援助。余（宗方）称：日本政府决不轻易出兵，但如时机到来，不求亦将提供援助。目前，只有我辈能为义军增添力量，期望使诸君之志愿得以实现。康称：南学会员约一万二千名，均为上流士子。前任湘抚陈宝箴为会长，徐仁铸、黄公度为首领。湖南势力实在此会。一旦举事，将引军直进，略取武昌，沿江东下，攻占南京，然后移军北上。官军能战者仅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三军，合计不过三万人。义军倘能进入湖北，当可得到张之洞之响应云云”。次日，唐才常与毕永年专门拜访宗方小太郎，仍要求日方援助湖南举义。[4]梁启超与志贺重昂笔谈时所称：“南部各省之志士，咸动义愤，将兴师清君侧，仆等亦不能阻之”[5]，主要即指湖南方面。

或许出于巧合，1898年10月31日出版的《知新报》第74册刊登《中国各省市民合呈上海总领事禀》，呼吁英国“劝令太后归政，保护皇上，俾皇上下诏布告天下，则志士仁人共起勤王，驱除奸佞，时哉时哉，不可失矣”，也呼吁勤王兴师。

尽管康门师徒政变前就不排除以武力为手段，要想大规模地展开军事行动，并没有现成的人财物力准备。因此，康有为一派的所谓“勤王”，除了鼓动民气之外，开始一方面是向各地督抚呼吁，另一方面则要设法筹饷，以运动组织内地各种可以利用的力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过是纸面的口号而已。

1899年7月，保皇会在加拿大成立，对遍布全球的华侨社会进行政治总动员。这时清政府表示出一些复行新政的意向，令康有为看到一线曙光，于是发动各地华侨要求撤帘归政，同时继续以勤王名义在海外鼓动筹款。1899年10月2日，他告诉准备游说全美进行筹饷的华侨人士，内地已聚兵70余万，

勤王之举，汲汲欲行。方今西后病危，荣禄与庆王争权，万一有变，中国立亡，故今日救火追亡，未有所急，所以待之者，专待饷耳。美洲多富商，若有愿为国出力者，封侯之赏在今日，望劝之得千数百万，乃可举动。[6]其实这时保皇会在国内准备用于武装勤王的人马尚未联络妥当，许多不过还在计划之中。

倡议勤王的唐才常决心为谭嗣同复仇，他绝不指望以西太后为首的清王朝能够主动改邪归正。在与康有为等人约定武力勤王之后，他回到国内，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从事组织联络。1899年11月15日，唐才常向康有为报告其活动的成效，并提出政略方面新的建议:

去秋匆匆拜别，数月之内，奔驰粤桂吴楚间，未得一当，以慰慈廑，愧悚不可言状！惟幸南方党人日有联合之机，类皆摩拳擦掌，隐伺时变，以图大举，且彼中智识亦渐开拓，其机有五：一渐知尊王之义。二减其仇视外人之心。三欲得吾辈中人主持其事。四湘粤之气日通一日。五于改革主义渐能相容。似此情形，将来必有可大用之日。惜手中支绌异常，不能大施鞭策，为可惜耳。然此等南部联合之机关，实为他日安内攘外根本，或吾圣主万一不讳，即不计成败而用之。而此时欲行尊王之实事，则究当以多购死士伺衅京师为主义，惜常等于北方情形太不熟悉，左袒为刘，夺门复辟，徒悬其事于心目，而无下手之地，未审夫子有何方法能用燕赵健儿否？然现在用力于北，以行尊王之实事，与用力于南，以为立国之根基，二者并行不悖，似分实合，均宜竭全力以图之，而宗旨归本于变法改制，以救我四万万黄种之民。何者？天下未有无大党会而能倡发大难，以树非常之义者，即未有不因人心易于趋向之鹄的，而能驱策天下以收旦夕之功者。尊王者，中国二千年来国民脑性最合之质点而驱策之易为力也；社会者，今日无政府党即异日之大宪政党，而奉我皇上为社会领袖，以除去天下之公贼也，一顺天下之自然，一以萃天下之豪杰，如是而数千年来之秕政寙制，可得而次第更张矣。……于此而多遣死士，乘机救上，外协舆论之公，内寒奸雄之胆，归政之期，或不远乎！若夫社会既立，权力恢复，至于事机决裂之会，从容举事，进可以勤王而清君侧，退可以植国而结东邻，而其要在使人人开其独立自由之性质，以为无理压制者之大抵力，而后可以自存于二十纪世界中，故曰二者并行不悖，似分实合，均宜竭全力以图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