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兴汉会第四章兴汉会（第2/11页）

平山周回到日本，向孙中山报告视察的结果，认为维新势力已经寂寞无足观，而哥老会“必可为他日革命军之一势也”[19]。1899年2月，毕永年因事与康有为决裂[20]，回到日本向孙中山复命。孙中山得知湖南会党的详情，力主湘、鄂、粤同时大举。是时唐才常再次东渡，与康、梁筹划起兵勤王事宜，复与孙中山筹商长江各省与闽粤合作之事。由于康有为坚持不与革命党合作，唐才常的态度较前消极，经毕永年、平山周等多方斡旋，始订殊途同归之约。[21] 为此，孙中山派毕永年返回国内，联络湖南会党头目，伺机偕各龙头赴香港与陈少白协商合作办法。[22]这时张之洞严厉镇压两湖的哥老会，“杀了数人，故湖南诸公奔走出沪”[23]。1899年5月16日，作为毕永年的朋友，张尧卿和谭祖培、李心荣等拜访宗方小太郎，谈及要尽快在湖南发动起义。宗方认为三人均为江南地方难得的少年才俊。[24]

这时粤港兴中会员静极思动，屡请行动，孙中山传令不得轻举。其用意显然是想突破1895年广州起义囿于一隅的局限，掀起全国大风潮。为此，他提议先派兴中会员去菲律宾“参与阿氏军队，帮助他迅速成功，然后将余势转向中国大陆，在中原发动革命军”[25]。这里中原并非泛指，而是对湘鄂有所布置期望。

1899年7月11日，宫崎寅藏奉孙中山之命前往广东视察地方帮派情况，7月28日抵达香港。[26]这时湖南哥老会首领在上海“遇文廷式，交信嘱其来港觅宫崎”[27]。6月，宫崎寅藏赴港途经上海时，与文廷式结识[28]，后者对哥老会诸雄所说赴港觅宫崎，应是兴中会一派的意思。不久，陈少白接到毕永年的来信，知其“将率领哥老会的首领数人到香港”，因而让宫崎寅藏暂缓进入内地。9月，哥老会首领持毕永年介绍函先到，其中两位骨干主动向陈少白等表示：“现今世运大开，国事亦非昔比，我国岂能固步自封?”提议合并三合、兴中、哥老三会以及拥立孙中山为首领，并说：“现在，如不了解国际情势，贸然揭竿而起，则将遗祸于百年之后。而我们会党之中无人通晓外国情况，所以，对孙先生期待甚切。希望毕先生到后共商此事。”[29]宫崎寅藏闻听之下，大喜过望，立即汇款给因阮囊羞涩而滞留上海的毕永年，促其速来。[30]

毕永年赶到香港后，不数日，举行了合并会议。与会者共12人，其中哥老会7人，三合会2人，兴中会3人。属哥老会者为李云彪、杨鸿钧、辜人杰、柳秉彝、李堃山、张尧卿、谭祖培，属三合会者为曾捷夫、郑士良，属兴中会者为陈少白、毕永年、王质甫。[31]因事先酝酿成熟，很快便接受毕永年的提议，决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会名忠和堂兴汉会，以兴中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为总会政纲，并歃血盟誓，刻制印信奉呈孙中山。[32]

10月11日晚，为庆祝合并成功，宫崎寅藏在香港的日本饭馆设宴招待众人，出席者除参加合并会议的12人外，另有4人。席间宫崎按日本武士出征的礼仪，为每人摆上一尾生鲤鱼，并解释道：“现在诸位已将三会合而为一，行将一举推翻满虏，岂不也是要走上新战场吗？”[33]遂与众人大杯豪饮尽欢。宾客纷纷为宫崎题词赋诗作画于短外衣上，王质甫诗曰:

英杰聚同堂，诗酒记离觞。从今分别去，戎马莫仓皇。陈少白诗为:

温温其人，形影相倚。昔有书绅，今昧此意。

毕永年诗:

金石之交，生死不渝。至情所钟，题此襟裾。

柳秉彝诗:

将相之才，英雄之质，至大至刚，惟吾独识。

李权杰诗:

牡丹花伴一枝梅，富贵清闲在一堆。莫羡牡丹真富贵，须知梅占百花魁。

辜人杰诗:

负剑曾来海国游，英豪相聚小勾留。骊歌一曲情何极，如此风光满目愁。

张灿（尧卿，名光曦）诗:

久聚难为别，秋风咽大波。柔肠君最热，离绪我偏多。恨积欲填海，心殷呼渡河。如胶交正好，此去意如何。

谭祖培诗:

天假奇缘幸识荆，话别愀然万念生。感君厚意再相见，且将努力向前程。[34]

湘鄂会党首领多为粗人，而与会者除杨、李两位山主外，个个能诗，应是经过刻意挑选，以便与知识人居多的兴中会打交道。但这样一来，代表的权威性便要打些折扣。

兴汉会成立后，与会者分三路赴两粤、闽浙和上海，将结果向各地同志汇报。宫崎寅藏放弃了进入广东的计划，于10月21日与陈少白离开香港[35]，返回日本，以便向孙中山报告情况，呈献兴汉会会长印信。11月9日，舟抵横滨，两人径往孙的寓所。[36]善于把握机会的孙中山趁势逼杨衢云让出兴中会会长的位置。

广州起义前，兴中会内部两派曾就这一位置的人选安排发生纠纷，杨衢云虽然当上会长，在海内外的影响却远远不及孙中山，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国际社会，都视孙为首领。伦敦被难事件后，陈少白在日本《神户新闻》撰文《中国的改革》，称孙中山“是唯一具体把握局势，又具有能使民族更新的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的人”。谢缵泰即致函转载该文的《中国邮报》，声明：“改革派的领袖是杨衢云”，“孙逸仙仅仅是改革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37]这种名实不符与内耗的情况，不利于兴中会的活动和组织发展。孙中山的要求与杨衢云的让步，都是顺乎情合乎理之事。

第二节　维新派介入

兴汉会的缘起，与维新派也有一定关系。戊戌政变后，康、梁等一批维新人士亡走东瀛。孙中山屡次主动前往拜访，希望洽商合作事宜，均遭康有为拒绝。先此，1898年七八月间，东亚同文会的井手三郎等人与孙中山、陈少白、宫崎寅藏、平山周、犬养毅、中西正树、菊池谦让、神鞭知常等频繁往来，“商议联合各派力量”[38]，试图利用变法维新之机，加紧对华行动。因而孙、康合作也一度为日本人所关注支持。无奈康有为十分顽固，担心与反清人士交往，有损其忠臣形象，危及权力来源。早在政变前，他就因平山周是“孙文党”而不愿相见，并指责引荐的毕永年，令毕觉得“殊可笑矣”[39]。到日本后，康有为又因毕永年先访孙中山，且不赞成保皇主张，而“顿起门户之见，闭门不纳”。彼此的矛盾日趋尖锐。据说康因毕永年在某报播扬其阴谋，“益深切齿毕”，收买亡命，企图将其刺杀[40]，双方可谓势不两立。

然而，唐才常的介入使得关系复杂化。唐才常虽有种族意识，却对康有为十分钦佩。戊戌后，他力主起兵勤王，并希望联合各派势力大举兴师，游说孙中山接受两党联合进行的建议。孙表示：“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首领。”[41]唐才常得到这一允诺，邀梁启超同向康有为进言。尽管后者固执己见，联合努力一再受挫，孙中山并未就此放弃。他一面与唐才常订约合作，一面努力争取梁启超。而唐、梁等人在合作问题上并不以康有为的顽固立场为然，比较热衷于联合。到1898年11月，兴中会与湖南维新派合作的计划即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