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革命党（第2/12页）

汪康年一直密切注意中国各界的动向，早在1895年3月，他就向梁启超打听过孙中山的情况，对后者有所了解，这应是孙中山伦敦被难事件发生后，《时务报》连续译载海外报刊有关消息评论的重要契机。德国强占胶州湾后，汪康年借考察报务为名，和曾广铨一同赴东，与日本朝野各方磋商中日同盟挽救危局之计，决心结合民间力量救亡图存。在日期间，曾与孙中山有所交往。此行目的之一，很有可能是应孙中山与国内维新人士接洽的要求，商谈有关联合革新救国之事。

东游归来，汪康年仍与兴中会有所联系。1898年六七月间，他会见了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平山周、末永节等人，批评“今人大率识短胆小，稍闻要之便掩耳却走”[8]，与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因平山周是孙党而拒绝相见形成鲜明对照。他还与加入兴中会的毕永年交往，1899年5月27日，汪康年与毕永年、唐才常、宗方小太郎、中西正树等聚餐。[9]正气会期间，由于自身实力不足，又不能与唐才常通力合作，汪康年等人探讨过联合革命党的可能性。参与正气会的周善培在日本考察期间，经梁启超介绍，曾走访孙中山，“商量一切事务”[10]。他建议汪康年与孙中山保持联系，以备不急之需。[11]夏曾佑也关注孙中山的动向，主张设法争取革命党参与新政事务。[12]

中国国会成立时，汪派的势力进一步增长。尽管其内部各派的政见、方略不一，大抵均为戊戌政变以来主张联合救国的有志之士，具有很强的革新变政甚至反对当朝执政的倾向。因提倡变革而与清政府为敌的孙中山及其革命党，自然为其成员所重视，或者说在共同的救国革新道路上，彼此或迟或早已经有所联系。

1894年孙中山想通过盛宣怀上书李鸿章，郑观应曾为其作书介绍。[13]1898年汪康年在日本见孙中山时，正留学日本的汪有龄也在座。戊戌政变后，遭到清廷通缉的文廷式在陈宝箴和日本人士的帮助以及刘坤一的故纵下，辗转逃到上海。[14]对康有为有所不满的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愿意予以援手，他说动刘学询为文廷式提供资助，而自己则利用租界提供政治庇护。[15]1899年5月，汪康年与毕永年、唐才常聚会，参与者还有文廷式、张通典、狄平等人。6月，文廷式与宫崎寅藏在上海结识。1900年春文廷式到日本时，与宫崎寅藏几度会饮[16]，并与孙中山会晤，谈论国事和起义事宜。[17]回国后，文廷式还与张尧卿一起到长沙为孙中山散票。井上雅二日记提到，8月21日，文廷式归自湖南，“似乎事情没有成功”[18]。

国会会长容闳与杨衢云、谢缵泰等人从1900年3月起即多次会商，设法促成维新各派的合作，并取得孙中山的同意。8月孙中山赴沪前，再度呼吁各派联合，特别对新当选的国会会长容闳表态支持，声称:

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应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也颇孚人望。[19]

由于容星桥的关系，容闳对自立军可能已经有所了解，但他对素未谋面的孙中山开始印象不太好，“认为孙不怎么样，因为他太轻率了”[20]。1900年9月1日，孙中山响应自立军起义不成，返回日本，与逃避清廷缉捕的容闳、容星桥同船东渡，由容星桥居间引荐，到长崎后孙中山又两度前往容闳下榻处拜访，秘密晤谈[21]，容闳因而改变成见，表示：“欲帮助孙遂其宿志。”[22]

不久，容闳接到上海密电，于9月7日由长崎启程赴香港。与孙中山一同前往东京活动的容星桥闻讯，也于9月14日由横滨赴港。[23]平山周曾于8月20日在上海声言，预定三周后赴香港举事，容氏兄弟的行动与梁启超所说要与孙派在两广合作的话，似非偶然巧合。此后，容闳一面继续为保皇会办外交，“首途往英、美、日办汉事，并与英外部订明”[24]，一面被孙中山举为代理使职于外国之人[25]，分别成为革命、保皇两派的外交代表。由于保皇会勤王虎头蛇尾，兴中会举义虽败犹荣，容闳逐渐疏远前者。

主张排满的章炳麟也一度参与中国国会，早在《时务报》时期，他就从梁启超处得知孙中山主张武力反清，“心甚壮之”，“窃幸吾道不孤”。[26]但开始对孙中山的评价不高。1899年初，他函告汪康年：“东人言及公名，肃然起敬，而谬者或以逸仙并称，则妄矣。”[27]意下孙不及汪。1899年7月8日，经梁启超介绍，他和孙中山相见于横滨。也许是初识，交谈不够深入，章炳麟对孙中山的看法仍不甚佳。7月17日，他函告汪康年:

兴公亦在横滨，自署中山樵，尝一见之，聆其议论，谓不瓜分不足以恢复，斯言即流血之意，可谓卓识。惜其人闪烁不恒，非有实际，盖不能为张角、王仙芝者也。[28]1900年7月29日中国国会第二次集会，章炳麟提出《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主张“不允许满人入会，救出光绪为平民”[29]，“会友皆不谓然，愤激蹈厉，遽断辫发，以明不臣满洲之志，亦即移书出会”，后致函孙中山，称:

去岁流寓，于□□□君座中得望风采，先生天人也。鄙人束发读书，始见《东华录》，即深疾满洲，誓以犁庭扫闾为事。自顾藐然一书生，未能为此，海内又鲜同志。数年以来，闻先生名，乃知海外自有夷吾，廓清华夏，非斯莫属。去岁幸一识面，稠人广众中不暇深谈宗旨，甚怅怅也。

他虽然认为容闳“天资伉爽，耄益精明，诚支那有数人物，而同会诸君，贤者则以保皇为念，不肖者则以保爵位为念，莫不尊奉满洲，如戴师保，九世之仇，相忘江湖”。

对于兴中会的事业，章炳麟也表示关注，寄予期望，“□□处知□□有意连衡，初闻甚喜，既知复以猜疑见阻，为之惘然。时遭阳九，天下事尚有可为，惟为四万万人珍摄”[30]

国会成员的政见与方略，虽有“排满”与“迎跸”的分歧，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革命与保皇的对立。章炳麟提出《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直接针对参与其事的金梁，以及主张变法的寿富。他说:

本会为拯救支那，不为拯救建虏；为振起汉族，不为振起东胡；为保全兆民，不为保全孤偾；是故联合志士，只取汉人，东西诸贤，可备顾问，若满人则必不容其阑入也。[31]

其主张与孙中山的意见接近，但在国会中只是极少数。由于得不到响应，他本人退出，“排满”与“迎跸”的矛盾不复存在。汪康年与唐才常的矛盾，主要源自人事及利益。唐才常与康有为联系紧密，势必引起戊戌变法以前就与康有为结怨的汪康年、叶瀚等人的不满，担心康有为归国，引起麻烦。因此唐才常别创自立会，以防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