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第3/10页）

陈季同曾通过许多法国朋友进行大量的外交活动，“异常灵活地协助了驻法公使曾纪泽在唤起法国舆论反对茹·费里‘东京政策’的外交活动中所作的努力”[32]。并因为有法文著作畅销于世，而得以在巴黎的沙龙里大出风头。

长期的驻外生活，使陈季同的行为举止多少有些不拘礼法。1881年1月，赴德采办机器设备的徐建寅应邀和使馆人员前往皇宫觐见德皇，“陈季同初以无票可入误人，继则夺人之票以自用”，致令徐被阻于宫门外一刻钟之久，情形十分尴尬。徐责备其“无礼甚矣”[33]。陈衍形容其“不修边幅，滥用钱”，“然未尝媚外”。[34]

　　1891年，陈季同撤差归国，甲午战争爆发时，他在天津曾就借款事与盛宣怀电报往还，关注战事发展。[35]1895年春，署理台湾巡抚的唐景崧电调其赴台。割台事起，陈季同和丘逢甲等商议保台之计，率先提出“民政独立，遥奉正朔，拒敌人”的主张。[36]后来他随唐景崧内渡，旅居沪上，通过马良、马建忠兄弟结识维新志士与洋务名公[37]，维新运动中也有所表现。1897年9月，陈季同和陈寿彭、洪述祖等在上海创办《求是报》，自任主笔，月出三册，分内外两编，内编为交涉、时事、附录，外编为西报、西律、格致、泰西稗编诸门，所采多录法文书报，“多译格致实学以及法律规则之书”[38]。后因林旭的推荐，增聘陈衍为主笔，刊发论说，介绍和报道世界大势、对外交涉、各国刑律、学会活动等，风行一时，成为维新思潮的一部分。这使他得到与江浙士绅交往的机会，与福建人士力钧等组织戒烟公会，并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康幼博、曾广铨等人结交[39]，经常往来于《时务报》馆，参与翻译农书，开办蚕务等事，又与康、梁及沪上名士赞助经元善主持开办的女学堂。

1898年4月26日，陈季同在上海郑观应的寓所参与了沪上维新志士与日本人士共同筹办的亚细亚协会成立准备会。该会名义上延续日本兴亚会和亚细亚协会而来，实际是德国占领胶州湾后，汪康年、曾广铨赴日本谋求中日两国民间人士联盟救国的产物。是日与会者有郑观应、文廷式、郑孝胥、何梅生、志钧、张謇、江标、严信厚、薛华培、盛宣怀、汪康年、曾广铨、经元善、施子英、姚文焯、杨子萱、沈仲礼、唐才常、李洛才、李谷生、吴瀚涛、日本驻上海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三井洋行总办小宝三吉等。小田切万寿之助为正会长，郑观应为副会长，有议员24人，官商界入会捐资者达百余人。[40]据开启此事先机的日本东邦协会福本诚描述，任职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陈季同颖悟通达，但是危险人物。[41]后来加入国会者至少有五位是该会成员。[42]

戊戌政变后，迭遭挫折的陈季同一度避难出游各省，但仍然关注时政。返回上海后，潜心翻译，1899年4月，严复与张元济评论同时译手，首推罗丰禄、伍光建、陈季同、魏瀚四人，“罗、伍两公，凡书皆可译，而汉文亦通达；陈文字稍拖沓，魏稍拙滞。”[43]1900年初，经元善因领衔和千余名士绅反对废光绪立新储，被清政府缉捕。陈季同事先曾予为布置，设法解救。[44]义和团事起，各国出兵，陈与汪康年等人呼应，通过沈瑜庆上书两江总督刘坤一，提出：“为今计，南方数省，建议中立，先免兵祸，隐以余力助北方，庶几有济”[45]，暗中则介入中国国会的武力变政密谋。

担任过台湾民主国游说使的姚文栋，曾先后随黎庶昌、洪钧、薛福诚等出使日、俄、德、奥、荷、英、法、意、比等国，并奉命勘查印度、缅甸及滇缅边界，“每至一国，辄交其贤豪，通其政学，研切利弊，心知其所然，冀归而为自强之具。又尝志其山川民情，及兵政诸大端”[46]。他高度警惕列强的侵华野心，对边疆事务多次陈情，力图遏制殖民者的攻势。内渡前后，他曾在上海、天津等地筹组学会，与梁启超、严复、汪康年、夏曾佑等交往，颇得好评。1896年7月、11月，他以直隶、北洋道员两次拜见翁同龢，晤谈之下，后者觉得其“文秀而议论正，欲以《周官》法参西人教养之术，有心哉”[47]。庚子他滞留北京，未直接介入勤王运动，但也曾上书荣禄，反对纵容团民，并奉荣禄之命南下，与李鸿章密商对策，因而间接有所关系。

　　唐景崧、丘逢甲、俞明震等人虽未担任过驻外使节，对边疆事务却极为关注。丘逢甲生长于台湾，近代以来，这里一直是列强觊觎之地，与英、法、日等国的冲突不断，因而“筹海防”“褫夷魄”很早就是他梦系魂牵的大事，而郑成功等“驱异族出境”的民族英雄，则成为他仰慕崇敬的偶像。[48]内渡后他厌倦于将“戎马风尘”化作“经生面孔”的生活，鉴于时局日迫，他计划“由南洋而欧，而美，环球一周，考彼政要，为我张本”，又担心“分裂之说，旦夕恫喝，则须与中州豪杰商略保种保教之策，故拟由吴越而楚蜀，而秦晋，而燕齐”。他希望邱菽园囊括海外人才，并询问其中“有高阳酒徒、燕市击筑屠狗之夫乎？”[49]在新加坡期间，除了与邱菽园、林文庆、黄乃裳、徐季钧等人交往外，还发表演说，呼吁海外华人自立，“各以豪杰之士自任，并起以当救中国之任也”[50]

　　唐景崧于1882年以日俄蠢动，琉球、朝鲜多事，越南四境虎狼，主动请缨赴越，招抚刘永福部黑旗军抗击法军，战后转赴台湾任职多年。在长期处理边疆事务中，一方面爱国情怀不断受到刺激，另一方面对清廷的懦弱无能有切身体验，不无怨愤。内渡后，唐景崧官场失意，但并未忘怀于国家民族的兴亡。1897年春，他与到桂林讲学的康有为合开圣学会，康有为接连函告梁启超：“旧总统甚发扬，桂人亦乐附之”，“旧总统在桂言论激昂，大有凡亡非我亡之意，闻桂人顷亦颇归之。此间似宜用前议寄书与彼，勒索一切”。[51]适逢兴安动乱，波及灌阳，康劝唐景崧以圣学会名义归乡办团，并夜叩按察使蔡希邠门请假军械助唐。“有为此举，用意何在，桂人对此，颇有疑意。”[52]从后来事态的发展看，至少可以说用意之一是为武力应变做准备。后来康有仪揭露康有为，罪名之一，即指其此次桂林之行，“阴结唐薇卿，托开学会，同为运动”[53]。

康有为与广西的联系，不仅通过唐景崧，其入室弟子王颖初一度也在保皇会港澳总局协助做事。据康有为《我史》1894年甲午：“十一月，游广西……桂中诸士王浚中颖初、况仕任、黎文瀚来学。王颖初老矣，尝为教官，志清而气直，好心学。”[54]而唐景崧与王颖初等人连为一体。到庚子年，唐景崧麾下的王庆延、王颖祁、王第等人已在郁林、浔州、平乐等地建立根据地，“他们要拥戴唐景崧为团练，进口兵器，发起行动”[55]。此事当与王颖初有关。1900年6月20日前康有为致徐勤第一书称：“颖、云、和皆无书来，而汝疑之”；6月20日思庄函告徐勤：“至若海、雄、颖初诸公欲款不得，皆由井上函来言之。”[56]所以康有为有分款给王颖初之意，“西书并命廉、颖，而后独汇与颖者，以刚书云欲留廉办东事，又适无款，故不交廉也。至颖愿行否，可酌乃交”[57]。广西巡抚黄槐森为保障地方，奏请唐景崇督办通省团练，并请唐景崧、曹驯会办，“设局筹商，将各属团务，认真整饬，联成一气”[58]，无形中提供了合法外衣。后来康有为一直设法利用唐景崧在广西团练中的地位。